今天，广东的老中青经济学人聚集一堂，纪念卓炯诞辰100周年。此刻的我，思绪穿越时空，回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初期。

在那个舆论定于一尊，思想受到钳制的风雨如晦年代，一个经济学人，要提出一个不同于“官家”思想的观点，要对“经典著作”作出一点不同于“标准”的解读，都可以看成是离经叛道、其心可诛的异端，都可以被上纲上线、周文深纳，而遭至进行无情的批判和整肃。正是在这种令人窒息的时空条件下，也正是在当时那种禁言商品、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学术环境中，作为一个经济学者的卓炯先生，却发表了金声玉振的“商品万岁论”，跟“官家”的看法和“标准”的观点，大异其趣，卓尔不同。由此而可知，这需要有多大的理论勇气和多大的学术决心！

余生也晚，在先生来我们学校给高我们一届的60级学长开讲《资本论》时，亦即是在他发表“商品万岁论”的前后，未能亲聆其教诲。但先生在经济系教学楼授课时，课前课后，还是得见了“于风村”先生的那种心闲气定的大家风采。这种风采，也一直定格在我这个年青的经济系学生的脑海之中。

在“商品万岁论”布世之后，几乎是一种“命中注定”，卓炯跟主张“价值规律”的孙冶方一样，遭到了无穷的磨难。而这种磨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则达到了极致。“文革”劫难过后，经过拨乱反正，先生的“商品万岁论”重新获得了世人的正面评价。在越秀北路社科联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我再次见到了先生。那次在会场上的见面，我分明在先生的面容中看到了历史的沧桑，但也再次看到了他那种心闲气定的大家气度。先生老了，但先生的气度没变。何以至此？这既是先生的观点终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所导致，更是由于先生的那种学术自信和学术操守所使然。而正是这些，成了我这个晚辈对先生心仪和敬重的主要原因。

如今，先生在数十年前所倡言的“商品万岁论”，已经成为大学课堂上的ABC。时下的后生之辈甚至还可以指出先生此论的不足。例如，先生只是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去解释商品的成因，却未能从更为重要的“产权分立”的角度去辨析商品之所以成为商品。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阙如，显然是一种理论上的不够彻底。然而，先生高论中的这种“不足”，较之于先生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难能可贵的理论勇气，实在瑕不掩瑜，难于求全责备。因此，我们今天纪念和怀念先生，并不完全是纪念和怀念先生数十年前所发表的那个文本，而主要是纪念和怀念先生发表这个文本时的那种独立思考、勇于探索、服膺学理和不轻言放弃的学术道德和学术操守。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先生为我们广东的经济学人树立了一个具有相当历史高度的榜样。虽然我们时下所处的环境和所面临的问题，跟先生数十年前所处的环境和所面临的问题，已经大不相同，但是，在探索问题和追求学理方面，先生的精神并没有过时。我们在纪念和怀念先生的时候，仍然要继承卓炯先生为我们垂范的独立思考、勇于探索、不做“犬儒”、不当“风派”的学术勇气和学术操守，更要将先生的这种精神和这种风范发扬光大，激励自己在永无止境的学术研究中有所作为和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