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转移”是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种制度安排,我们应该更多地探讨这一制度安排的具体措施,以降低这种制度安排的成本,发挥它的效益。

　　我认为,一体化跟产业分工是一对孪生兄弟,从亚当斯密的斯密定理到后来的新国际分工理论,分工在市场范围内不断扩大,一方面,一体化本身是一个市场范围扩大的过程,另一方面,分工是一个向纵深扩展的过程。

　　一体化过程中的分工表现是什么?从时间上说它是两个阶段,从一般的表现来说它是两种方式。克鲁格曼用一个简单的模型———外围跟中心的关系来表达,他认为在早期可能是制造业一个集聚的过程,表现的是专业化的提高,这个阶段是产业的集聚；到了后来是一个扩散的过程,也就是产业内部的分工更多了。

　　同样,在珠三角一体化过程中也可能是两方面,珠三角跟外围的关系的表现可能就是制造业的转移,而在珠三角内部更多地表现为产业内部的差异化分工。水平分工跟外围的垂直分工不一样,这是我们说一体化与产业分工的关系。这个一体化就是机制与推动力量的关系,就是所谓积极一体化与消极一体化的关系,消极一体化主要是让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消除各种障碍。从目前珠三角情况看,珠三角的市场化水平很高,消极的一体化已经充分实现,我们更多地要强调所谓的积极一体化。所谓积极一体化是通过一些新的制度安排,重新反映出自由市场的力量过程。我认为我们讲的“双转移”就是这样一种安排,它是通过产业的转移,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安排来推动产业分工的过程,这种制度安排下的“双转移”也可能有它负面的影响。我想,归根到底我们要发挥好这个制度安排的正面作用,应该更多地要研究怎么来推进、政府起什么作用、“双转移”如何尊重市场规律、回归市场本源等问题。

　　作者系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