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期间如何深化粤港合作
由广东经济学会与香港理工大学共同举办的“广东‘十二五’规划及其对香港的影响”论坛及粤港合作研讨会2011年5月5-6日在香港举行，与会者就“十二五”期间粤港在面临的新机遇时如何进行深度合作，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现将论坛讨论情况综述如下
深度合作既是因应挑战的需要，也是两地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
李惠武（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粤港目前都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加强合作显得更加重要。
广东经济发展到今天，已凸显产业层次、资源环境、自主创新、区域失衡和比较优势逐步弱化等方面的问题，加快转型升级，重建新优势的压力尤为突出。
香港方面也凸显出了发展空间不足、经济腹地较小、运作成本过高等方面的制约，和周边地区的竞争挑战，拓展更加广阔的经济腹地，重建持续发展能力的压力也在增加。
粤港两地现阶段已面临共同的挑战：
1.世界经济将进入低速增长期，国际金融体系和经济结构调整仍将产生新动荡。我们必须联手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
2.世界经济格局将发生重大而深刻的调整，后危机时代全球通胀压力大增，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我们必须联手推进转变发展方式。
3.以绿色、智能和可持续为特征的新能源革命及科技创新成为全球未来发展的新引擎。我们必须联手提高核心竞争力。
因此，深度合作既是因应挑战的需要，也是两地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
随着转型期的到来和金融危机的冲击重叠，粤港两地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将会更大。应对挑战的路径可以有多种选择。但是，充分利用相互毗邻的条件、长期合作的基础、能够互补的优势和中央提供的政策平台，推进两地深度合作和高度融合，是一条简便而有效的捷径。
香港应继续发挥国际金融中心、创新中心、物流中心、资讯中心和科技研发、体制完善的优势，积极主动进入广东，联袂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延伸服务链，开拓大市场，降低运作成本，必可提升国际竞争力。
广东要继续发挥先行先试、产业基础、创新人才和连接内地的优势，积极引入香港的现代服务业，尤其是大力发展金融、物流、科技服务业和高增值服务业，必能借力实现新的转型。具体体现在：
（1）借助国家和广东省有“十二五”规划、CEPA和《框架协议》实施的机遇，积极合作推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如，开展人民币业务在进出口业务方面的计价、结算试点，及人民币外汇衍生产品交易业务；协助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融资；建立区域性企业信用担保基金和再担保机构，发展小额贷款公司和中小企业投资公司；建立区域性金融风险防范联动机制；共同发展物流、策展、文化、教育、创意和旅游业；联手拓展内地的服务业市场。
当前，在推进深度合作中，应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以创造高度融合的必要条件,也可把帮助珠三角港资企业转型升级和平稳转移到粤东西北地区作为一项重要的合作内容。
（2）积极推进深度合作基础上的高度融合。如，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机制，增进政府层面的有效协调；共同编制区域发展规划，推动经济一体化稳步迈进；整合海港、空港等基础设施，提升区域国际竞争力；信息资源共享，充分分享区域合作的红利；共建优质生活圈，为两地人民谋福祉。
共识和行动是两地高度融合的关键所在。
一系列的重要规划和政策文件将开启粤港合作的新阶段。广东过去、现在和将来都高度重视、十分珍惜粤港合作，并期盼在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在《纲要》、《框架协议》、《报告》和《规划》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引领下，在两地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用好一国优势、做好两制衔接、整合三地资源”，不断推进深度合作和高度融合，实现框架协议提出的宏伟目标，为两地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新生活!
茅以丽（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长办公室经济分析及方便营商处经济分析部首席经济主任）：香港是总部经济聚集地。香港楼宇价格的繁荣反映了大陆的经济繁荣发展，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我认为教育也是重要产业，两地合作有广阔的空间。粤港合作不仅仅是政府层面的合作，企业、个人也可以合作、应当合作。合作的阻力在哪里？如何消除？双方应多加考虑，消除合作障碍，政府为主，企业、个人也应消除。大家应多点讨论多点交流，帮助政府制定政策。服务业不一定在某地执行，它可以是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的。比如“离岸”业务，今后全球的竞争，目光会聚焦在全球化的香港。香港的目光是全球性的，怎么样与大陆、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区合作，与香港合作共同面对东南亚，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如何提升区域的合作竞争力，与香港联手是可以做的事情。这样可以提升整个粤港合作的层次，提高整体竞争力。
两地产业合作格局应从“前店后厂”转为“前店后网”
陈鸿宇（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副校长）：
区域内和区域间的产业合作是经济区域形成与发展的直接动因。
经济区域构成主要包括 经济中心、经济腹地.、经济网络.（市场网络、交通网络、信息网络）等三要素。多年来粤港两地产业合作取得成效是这三方面要素互动的结果。
粤港产业合作有着现实的基础。对此我们可从粤港两地工业化进程中互动的历史演进看出：
1959-1978年，香港轻纺制造业的起步和起飞，粤港间形成“前厂后乡”格局。1978-1997年，香港进入工业化成熟期，轻纺制造业企业大规模向珠三角转移，香港转向服务型社会；珠三角轻型为主的制造业迅速发展；粤港间形成了“前店后厂”格局。1998-2008年，珠三角核心地带制造业结构逐渐趋于“重型化”；香港发展高端制造业进展缓慢；2008以来，珠三角核心地带产业结构开始转型升级，部份制造业企业向外转移，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迅速发展；粤东西北地区工业化步伐加快。
显然，从这个合作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推导出两地合作已出现新的趋势。
1、趋势之一：粤港两地服务业已形成竞争关系
（1）1998年以来，珠三角核心地带制造业产业升级和全省工业化区域呈现扩张同步推进态势。
（2）1998-2008年间广东工业适度重型化的趋向十分明显。
2005年广东重工业资产达16431.25亿元，占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资产的60.7%；全省规模以上重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2000年的52.4%提高到58.7%。2009年重工业的比重为59%。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广东已逐步将从前与轻纺工业相配套的生产服务业向配套重化工业转型，形成了粤港两地服务业的竞争关系。以物流业为例，珠三角和广东的火电厂运煤、油，石化和石油企业的石油等原料，已无须经过香港的转口就直接到达内地码头，汽车产业、钢铁工业所需要的大宗钢材、铝材等亦无需经过香港的集装箱码头。
2、趋势之二：粤港间“前店后厂”的产业合作格局没能转型为“前店后网”格局。
（1）1998年以来，香港的生产服务业依然停留在、轻工业时代，无法与珠三角的重化工业相吻合。
（2）由于广东为轻纺工业服务的生产服务业得到较之香港的低成本的扩张，分流了香港货源；加之广东重化工业的大宗货物也绕过了香港，因而可能导致香港生产服务业的萎缩。粤港间“前店后厂”的产业合作格局没能转型为“前店后网”格局。
因此，粤港产业合作必须由“前店后厂”转向“前店后网”的格局
（1）要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从粤港两地已经形成的经济联系、腹地大小、产业互补和竞争态势看，物流、金融和其它现代服务业留在香港完成转型是不现实的。因此，粤港间不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就等于“作茧自缚”。香港的产业要拓展发展空间，也不能局限在香港的边界线边界线以内。必须打破粤港行政区划的界限，拓展合作领域和空间，使粤港之间逐渐构成一个完整的经济区。
（2）香港只有拓宽视野，紧跟珠三角、广东乃至整个国家的产业转型升级趋势，才能找准自己的定位，融入粤港区域经济发展。在区域合作中，香港应充分发挥金融、航运、物流、国际贸易以及完善的法律、会计制度等优势，为内地、珠三角的重化工业服务，实现区域产业融合。
（3） 粤港间产业合作行之有效的方式应是“前店后网”。将投资机构、服务业企业的总部设在香港，投资项目和服务“门店”深入内地，把生产服务业链伸到珠三角和全广东。
这样既可为内地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基础产业服务，也可通过经济腹地的拓展，巩固香港这个国际金融和物流、贸易中心，强化香港的国际金融与贸易地位。
比如，以统一的市场体系为基础，以资金和资源为纽带，整合区域间的生产服务业，特别是广东的基础产业和交通建设项目。以相互持股的方式，将香港资金和管理模式引入广东港口建设，建立相应的协调机制，以提高粤港沿海港口的整体运营能力。以在总部经济发展方面，香港可以重点吸引跨国公司的贸易性、服务业和资本运营的总部进入，投资于广东的重化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
朱慧强（华南理工大学教授）：与香港的紧密合作，过去是前店后厂，各自投资、各自收益、各自承担风险，现在应该转为共同投资、共同承担风险
粤港金融合作问题仍然不少
郁方（广东社科院财政金融中心主任）：粤港金融合作经过近30年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尤其是最近几年有了很大的推进，在跨境基础设施，货币跨境流通，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合作等方面均取得较好进展。
然而从社会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的依托和良性互动关系看，粤港金融合作的水平与层次远远滞后于两地社会经济发展融合趋势，金融合作的规模小、水平与层次不高，金融合作赶不上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目前粤港两地的金融合作主要存在这样几方面的制约：
1、制度安排上仍存在政策障碍与壁垒。从而制约两地金融合作的深化。粤港两地在金融体制、机制、税收、法律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加上金融是中央严格规制领域，两地金融合作在制度安排层面上面临许多障碍，CEPA虽为两地合作提供了一些制度安排，但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普适协议，存在门槛较高、审批繁复，细则不完善等问题。
2、两地金融产业链未能形成，产业关联度低，合作停留在浅层水平。金融的深度融合需要产业的合作，形成产业链的密切关联，事实上，粤港两地在金融产业融合与产业链的形成上有很大的互补、互惠关系，但两地的产业依托关联未能形成。
3、交易平台未能有效形成，金融资源的双向流动缺乏依托。目前两地合作的交易平台主要局限在结算领域，这一领域的合作仍处于浅层次状态。其他领域的交易平台则还未建立，两地金融市场仍处于割裂状态，严重制约了两地金融资源的流动，从而导致地下金融十分活跃。
4、金融合作优势未能有效发挥，金融中心的集聚效应远未发挥。香港金融业发达，市场窄小，缺乏产业依托，广东产业与市场容量大，金融相对发育不足，两地金融发展具有明显的互补合作优势，然而，目前这种优势未能有效发挥。
5、金融监管的有效合作机制尚未形成，跨区域金融风险存在监管覆盖的“漏损”问题。
粤港澳经济一体化香港是否被“边缘化”？
周运源（中山大学教授）：随着中国新一轮深化改革开放的发展，内地特别是广东与港澳关系日益紧密，粤港澳经济由此加快得到发展。广东的经济总量在前些年增长的基础上，2010年又超过4.5万亿元，直迫亚洲四小龙的韩国。中国内地特别是广东经济的快速发展，对香港未来的发展是一种竞争和挑战。一种香港会被“边缘化”的认识由来已久。其实，从一个经济体发展的全局来考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香港的发展与国家的整体密不可分，“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会更好！”实际上，无论是实施CEPA、《珠江三角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粤港合作框架协议》，还是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安排和实施，都充分佐证着香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国家的整体发展离不开香港在其中的重大贡献，新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中香港的地位作用举足轻重，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强调“支持广东在对港澳服务业开放中先行先试，并逐步将先行先试措施拓展到其他地区”，正是要求香港在其中起示范作用，（包括近年来内地特别是广东来自香港经济社会等管理经验的借鉴）因而，“香港会被边缘化”是难于成立的。
香港在两地合作是否会边缘化，关键在于沟通，了解双方之需求、优势。比如除了管理、物流，还有社会管理，服装设计师、动漫文化创意，总部经济，服务外包，教育合作。加强了解，把双方的优劣势搞清楚。
香港的社会服务业管理经验非常重要。在中央优惠政策越来越少的情况下，香港一定要转变思路，优势并不一定要跟着政策走。
陈文鸿（香港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中国商业中心主任）：对于香港是否边缘化。一定要有忧患意识，有忧患意识就有希望。香港就不会变成珠三角Q型经济圈中的尾巴。
珠三角一些大型投资项目的投资配套香港应该可以利用自己的金融、信息等服务业的优势参与进去。
比如珠三角交通轨道方面，香港应该参与进去；香港的服务业，常规服务业规模在全世界排第三，仅次于东京纽约，公司的全球化，附加值高，珠三角转型尤其东莞的产业转型，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就做了大量的工作。香港不利用本身的优势积极主动参与内地的现代化建设，则易边缘化，变成珠三角经济圈Q型中的那个小尾巴。
当然，就香港产业来说，它也面临着第三次创业，即高附加值产业的开拓的问题。这方面，香港本身也应该制定一个与国家十二五规划相适应的本地发展规划。在珠三角地区一体化、同城化走在前面的情况下，香港更应该有紧迫感。两地因地制宜，协调发展很重要，否则香港会边缘化。
两地合作的政策空间已经出来，关键在怎么具体落实。
薛凤旋（香港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奠基所长）：今后10年内中国还将是世界最大的外资来源地，世界目光聚集在中国大陆，香港作为大陆走出去的总部，一个另类的总部经济将在香港崛起，香港的学者比较明白。同样的，新加坡的学者也一样，但是新加坡的学者较早发起攻势，在电台的每晚黄金时段，都有亚洲崛起、中国崛起的评论。他们认为中国崛起的总部应在新加坡。认为大陆的崛起新加坡应该分一杯羹，新加坡的竞争对手是香港。最近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夏威夷的讲话精神，综合起来就是美国要重回亚洲，对中国的崛起他们有恐惧感，这可能是军事上的，也可能是经济上的，这自然影响到对香港的看法。香港是美国执行亚洲政策的核心地带，这是一个难以避开的中心，是一个大国政治角逐的地方。
全世界都认为中国要走出去，需要香港这样一个平台、枢纽，这个枢纽将为世界带来便利和效应。而中央给香港的政策优惠都很强，给深圳前海的政策甚至超越了浦东和天津新区。港澳“一国两制”的效应，政策空间已经出来，关键是怎么具体落实。
阮曾嫒琪（香港理工大学副校长）：要考虑两地人的心理问题，香港要成为大陆教育产业的枢纽，有很多具体问题要解决。比方说教育和医疗合作方面突破口在哪里？突破的难点在哪里？两地人员的技术职称、开业资格标准如何衔接？还有两地人员收入的税收怎样征收问题。香港的老师到内地兼职都要偷偷摸摸，因为没有相应的税收政策。如果内地征收这些人的所得税，则有重复征收、“双重税率”的问题。这方面政府应该明确做出规定，以利政策的衔接。要合作好，一定要打通合作的脉络，这是很实际的事情。合作的可能性一定要建立在具体的实操层面。
李惠武：两地合作中社会管理方面的合作大有可为。香港的社会服务业管理经验非常重要。中央的优惠政策越来越少了，香港一定要转变思路，优势并不一定要跟政策走。转型升级是全方位的，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应是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在这方面，内地要积极引入香港的社会管理经验。社会管理、社会服务包括：“硬”的模式和“软“的经验。香港的社会管理机制与社会管理组织方面有很多成功的经验，是值得内地学习和引入的。
社会管理方面有无限的商机，香港社会福利界可以进内地应标，招标，地方政府可以购买其服务。
双赢的利益共同体，是双方合作的前提
刘廼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研究员）：香港人是很实际的，与他自身利益没有关系的粤港合作，他们的动力肯定不强。我感觉广东一直在想着怎么样利用香港。深圳前海开发区对港人有何好处呢？许多香港人都说现在还看不到，香港转完第二产业，现在又要把第三产业也转移到大陆，香港的产业空心化了，对香港有何好处呢？不能光想怎么利用香港，而是应该立足于给香港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立足于双方共同的利益。
李惠武：我身为政府工作人员，目睹了30年推动两地合作的实践。对广东而言不仅是拿来主义，更多的是政治任务。十二五规划中45000亿人民币的合作项目不是随便能拿到的，现在关键是如何推动产业升级。香港的优势产业如纺织、食品、家用电器、家具、玩具、建材等都可向粤西粤东粤北转移。广东引进服务业不仅眼睛盯着高端服务业，金融码头服务处理也是要关注的。比如说盐田港近来增长很快，如果光靠香港的葵冲码头是不行的，双方是有个合作在里面的，葵冲码头主要做中远洋的高端运输业，而盐田港码头主要做中近洋的中低端运输业。双方是有合作的，跨境的基础设施对接也是做的比较好的，现在关键问题是政府之间的协调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双方专业人员的技术资格互认；二是如何共建美好家园；三是合作的机制，政府如何提升合作的层次，进行深度合作，加快一体化。
事实上我们在很多问题上已达成共识，比方说香港没有去中国化，这已经达成了共识。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中央也是框定的。思维和心态两样都要寻求共赢点，这点很重要。另外，服务对象的态度也很重要。新加坡对华投资为何如此踊跃，是新加坡近年来后悔晚进广东了，近年来态度积极，加快速度，广州中心知识城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谈判只用了半年就成了，这方面香港应该深思。
关于教育的合作、税收征收问题，办学的法律问题，两地的《合作框架协议》都做了相应的法律规定。关键是要细化。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有香港那么好，金融危机中更见香港的优势，可谓商机无限。大型企业可以放在珠三角，粤东西北可以作为产业转型的辅助地区，这方面的政策是非常优惠的。我们以后可以多沟通、交流，了解合作的机会，争取把两地的声音传到政府，从而推动两地合作上新台阶。
郭国全（香港大学社会科学院经济金融学院高级名誉研究员）：香港的重要优势是港人的脑袋发展空间很大。今天香港的运营成本比较高，写字楼的价格居高不下，许多公司都在精减人员，80、90后的年轻人就业机会不多。中产阶级和大学生都看不到前景。港人自查，他们认为是地价和环保的因素导致了香港的发展空间不大，但香港人的脑袋发展空间很大。珠三角有的问题香港人是可以协助解决的，如高端服务业、技术、管理、文化，都有广阔的空间，但有些合作的细节需要考虑。比如渣打银行到内地设分支机构，他们就对客户的资料隐私是否暴露表示疑虑（渣打银行起初是想到珠三角设基地，后改为去马来西亚吉隆坡发展）。
两地合作政治意义远远大于经济意义。
方舟（一国两制研究中心助理总研究主任）：粤港合作非常重要，广东一动，香港就有反应。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计划永远跟不上变化，政府的思路是综合性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经济意义。粤港合作已从初期的垂直分工、前店后厂转变为现在的前店后网，发生了重大变化。每年8%的增加速度已经是保守的了。如果按实际价格计算的话，将达到15%。照此速度，不用五年，广东就可以再翻一番。2003年广东刚刚超过香港，心态就发生了变化：粤港合作、支持香港实际上是让利给香港，这是政治任务，优势是客观存在的，但心态决定了变化。泛珠三角发展战略的提出，实际上是以广东为核心的，港澳仅是陪衬。汪洋书记来广东后，思路有了变化，发现了香港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殊价值，他认为广东还能借此向中央要政策。《珠三角改革发展纲要》就说明了一切，一国两制的重要性重新被提了出来，尽管在经济总量上香港不仅输给了广东，也输给了广州，经济合作遇到了困难。中央给广东先行先试的政策也象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挤。广东人认为粤港合作是让利，特别是两地合作的框架，都是商务部商定的，广东人态度上不积极，比如说，广东人很看重引进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但港资财务公司却很难进广东。广东引入沃尔玛、百佳，主要出于让利的考虑，对香港的企业总体信心不大，合作效果有局限。广州中新知识城发展比较快，但南沙开发区、前海开发区的合作却是“雷声大雨点小”，进展不理想。究其原因在于新加坡是强势政府，政府可控制并通过他们国内的大财团对华投资并施加影响，而香港却是小政府大市场，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力很小。比如西部铁路要通港、深机场，稍有人反对，就得用法律，就得拖，看来到“十二五”末期也建不起来。
部分港人认为，粤港合作存在结构性矛盾：内地政府只招商“大”的，而香港多是中小企业；内地“大门开，小门不开”，对中小企业不感兴趣。服务业的分管在政府各部门，审批环节也问题多多。这些都是要改进的。
香港应该有一个与国家十二五规划相衔接的本地规划
陈文鸿：香港号称世界城市，居然没有规划，尤其是中长期发展规划。不可思议。
郑炎潮（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两地发展需要有一个规划，是不是在民间先作一个规划，以此来推动政府规划的出台。
我认为为贯彻和适应国家十二五规划，香港的服务业也要转型。必须重新研究和发展三大国际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商贸中心，国际航运物流中心）。把这三个中心巩固、提升、扩展。所谓扩展，德国和美国金融可以融合，英国和加拿大金融可以融合，香港和深圳这么近，为什么不能融合呢？在金融证券业方面香港如果和深圳融合，既可以竞争过上海，又可以迎接世界金融中心的竞争。
无论是中央还是广东，都希望香港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香港除了服务业以外，新的中心何在呢？我认为香港除了国际金融中心，国际商贸中心，国际航运物流中心以外，应该着力培育、打造新的中心、新的增长点。第一，创意中心；第二，中西融合文化产业中心；第三，科技教育中心；第四，宜居生活中心；第五，旅游中心。
建议民间先搞一个香港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慢慢再交给政府。
粤港两地都应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来贯彻十二五规划
何东（香港金融管理局助理总裁）：广东“十二五”规划带来的粤港合作的机会应该基于一个方面：无论是香港还是广东都应该实行改革开放。“十二五”规划对广东乃至全国而言是一个改革开放的过程。过去30年改革开放得到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中国只有在充分竞争的情况下才能够进步，才能够持续增长。今后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必须把第三产业市场准入降低，更加开放，如果沿着原来的思路，中国会遇到很多瓶颈。因此必须把第三产业开放，市场准入开放落到实处。如果做到这一点，粤港合作就非常有基础。香港服务业有很多优势。香港是小政府，如果让政府去推，比较困难。香港有许多中小企业都比较灵活，如果有商业机会，他们都会去利用。这实际上是一个市场准入的问题。原来CEPA的市场准入的放开过程是非常缓慢的。
那么，反过来说香港是不是就应该固步自封呢？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大的盲点。香港历来被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好像市场是非常自由的。实际上不是。香港的内部缺乏市场的竞争，比如说医疗、教育，这些领域的市场准入是非常严格。香港也应该引入一个改革开放理念，香港需要自强，也需要改革，也需要进一步开放，这里边有很多政策障碍。当然这和政府原来的理念不一样，所以有很多挑战。因此，我认为下一步粤港合作的基本出发点应该是改革开放，继续把市场准入放开。如果服务业没有一个大的市场准入的开放，粤港合作的基础是非常狭窄的。
马家华（利丰集团研究中心研究主任）：过去中国以外贸为主，“十二五”期间，中国会逐步从外贸转向内贸。广东具有强大的制造实力，广东的GDP、人均GDP和消费能力在全国都是排第一的。中间如何连接制造与消费呢，这需要一个中间环节，香港可以在这个中间环节和广东进行合作。
内需市场广东很强，香港应怎么样合作，大家应深入探讨。希望这方面粤港合作可以做得更好。
广东经济学会历届理事会领导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