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炯老师是我国老一辈的著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他一生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撰写大量的有独特见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还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便以其独特的商品经济理论，首创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主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以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他的著作全面批判了斯大林的产品经济论，推垮了传统计划经济理论基础。但在那个年代，他的理论观点被视为异端而长期受到批判。在“文化大革命”的“动员大会”后，他意识到今后躲藏不过对他的迫害，为不堪受辱愤而自杀，幸获救回。“文革”之后，改革开放开始，卓炯在学术刊物上积极发表自己的商品经济理论，呼吁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并在各地举行有关经济问题的座谈会上发表学术论文、演讲，极力主张改革，并为之出谋献策。他的积极的理论活动，到了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终于得到党和社会公众的高度评价与认同，他被评为广东省特等劳动模范，并当选为广东省出席党的第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后因病逝世未及出席）。
卓炯的理论活动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他一直坚持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要大力发展并要重视和大力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的理论观点。为后来的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实践所证实。卓炯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倡导者。
卓炯在广东省委党校、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以及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师大等多间高等院校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等课程，培养了大批大学生、研究生、理论宣传骨干，桃李芬芳满天下。卓老生活俭朴，平易近人，治学严谨勤奋，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勇于改革创新。在理论探讨上，不畏艰险，甚至甘冒政治风险，直白直理，坚持真理。几十年来在理论研究的这种坚韧不拔，不随风倒精神，深深感染了他的众多学生，都以他为榜样树立起良好学风。卓老为人正直，和蔼可亲，对学生谆谆教育，有问必详加启示，深入讲解，务求领悟。特别是扶掖后辈，不遗余力。我所见到的学子有疑多往请教，他们亦以当他的学生为幸为荣。卓老言传身教，以一代宗师塑立崇高的教育家形象于南粤大地。
卓炯的经济理论十分丰富，论证深刻。而极具创见的是运用一般与特殊的辩证关系原理来探讨商品经济理论。他认为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所有制是商品经济的表现形式，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的存亡，所有制形式决定商品经济的社会性质和特点。因为社会分工是人类社会必然恒久存在，虽然分工的形状有所改变，而商品经济也就恒久不变的存在各个社会形态中。有商品经济永恒论。他提出商品经济工具论，说市场经济也是一种工具，生产关系不过是它们的一种表现形式。计划与市场都是工具，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61年就提出）。卓炯提出商品经济的两重性：商品经济的一般和商品经济的特殊。商品经济只是劳动的范畴而不是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政治经济学是以劳动过程为基础。只有商品经济一般与具体的所有制形式（即独特的生产关系）结合成为具体的商品经济特殊才具有相应的社会性质而转化为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商品生产既不是一种生产方式，也不是直接的生产力，而是介乎二者之间的一种生产形式。这种经济范畴即列宁所说的属于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而不属于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卓炯把商品经济的生产形式发展为一门科学，即广义政治经济学，专门研究一般社会生产过程物质实体运动的自然形式或生理形式和其经济规律。依据商品经济理论发展成为生产形式学说后，卓炯提出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生产方式必须与一定的生产形式相适应”来补充传统的生产关系必须与生力相适应”的观点。这是他运用生产形式学说对社会主义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贡献。
卓老在晚年与他的助手李炳炎同志和几位好友共同完成的《＜资平论＞体系与社会主义经济——扩大商品经济论》（以下简称《体系》）是卓老研究政治经济学、商品经济的专著。他从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中发掘出经济范畴的两重性即有两种经济范畴：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和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并强调将它们分开，应用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卓老一直是从劳动范畴——一般劳动过程来研究商品经济的各种范畴及商品经济的运行规律——价值规律。他多年来研究、讲授《资本论》，也是按这种逻辑进行的。他认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当然是社会经济形式，但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往往以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为基础。《资本论》不但是一个社会经济形式范畴的体系，而且还是一个一般劳动过程范畴的体系。这种体系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而且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只要把这些范畴加以社会主义改造，就可以完全反映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形式，也就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是书在卓老逝世前由他亲自审定，逝世后才出版。可以说这本书中对社会主义的系统论述是卓老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最后设想。《体系》基本上按《资本论》的逻辑结构，对商品经济的基本范畴和运作先作出一般劳动过程范畴的论述，然后分别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作出社会经济形式范畴的论述，而其中对社会主义经济形式范畴的论述就呈现出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出来了。
卓老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是以扩大商品经济为对象，而社会主义经济范畴体系上是以经济范畴的二重性和商品经济二重性为基础，因而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范畴具有一贯性、科学性，能把社会主义经济在公有制基础上以商品经济运动形式表达出来。卓炯的《体系》一书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伟大的科学之作。卓老的政治经济学和经济理论是我们的宝贵财富，“要十分珍惜和继承”（董辅   ）。关于继承问题，重在行动。卓老的理论出在广东，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至今已逾40年，我们在排除各种干扰，在卓老理论引领下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实践上率先作出试验和取得可观的成绩。但认真说来，我们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上还未很好达到卓老水平，他在研究中需要完善的未很好完善，进展不大，不少大学已经没有政治经济学这门课和研究了；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我们仍然未能整理出一部系统的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或实践的著作出来，甚至没有一篇文章能够真正说得清我国目前经济运行的现状、困难及前景的文章，还纠缠在东西方经济理论如何运用和结合上。我是卓老的老学生，二次受业于他老人家：一次是50年代于广东省委党校当理论班学员；另一次是70年代——80年代初，当副系主任管研究生的教学、接送卓老来校授课，我例行在席聆听。其时我已经是当了22年的政治经济学讲师。而在“文化大革命”前及期间，我受聘在张志铮、李华杰、陈文思等中大、人大学长领导下编写为广东高校用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没有认真学习和运用卓老教导，费了几年功夫，由于抓不住要领，始终编不出一部合格的教科书出来，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份，费了大气力艰难地编写出来的一本亦难以自园其说，只能供批判用了。其后，改革开放，我搞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招研究生，也由于未能很好领悟和运用卓老的经济理论，抓不住要领，十分困难。但很短时间，我因工作需要即改行搞别样，不久退休，我完全放弃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了。
近年，我滋生一种怀念，耿耿于怀，为我于改革开放后放弃继续学习与研究政治经济学，弥补我过去未偿之愿与过失而不安。在写这篇文章之时，我重新浏览了卓老五本专著和一些登在报刊上的文章及二本别人评述他的专书。其中何国文同志写的《卓炯经济理论研究》对我很有启发。深感卓老留给我们后辈的理论遗产有深厚的教育意义，是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研究方面不可不读、不可不再读的经典之作。鉴于卓老书藉近年很难买到，建议有关方面多印刷发行卓老大作以响广大读者需要。我们亟需培养更多经济学精英，搏杀于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金融舞台上，我国广大的大学生、公务员亦需研读政治经济学，呼吁在大学、社会上加强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深感当年我做学生时没有深入领会卓老教导，刻苦钻研和领悟其理论精神，以致到晚年，有一事无成之叹。我愿在晚年有生的几年，继续钻研他的理论，发扬卓老坚忍不拔、刻苦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来研究政治经济学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2008年1月4日

作者简介  雷  强，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