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机遇、社会责任与创新传承

——在“改革开放30周年暨广东经济学会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发言

王  珺   教授

（广东经济学会会长、中山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各位老领导、顾问、理事、同志们，上午好！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广东经济学会成立50周年。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纪念大会，我对大家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

广东经济学会成立于1959年1月，是广东省成立最早、会员最多、影响较大的社团组织之一。到目前为止，广东经济学会已经走过了50年历程。回顾广东经济学会50年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一是1959-1968年的10年，这个时期讨论的主要理论问题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问题，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以及结构调整等问题。二是1968-1978年间的10年，在这10年中，与其他学会一样，广东经济学会也处于解体、停止活动的状态。三是自1978年以来的30年历程。这个时期不仅讨论的经济理论问题很多，诸如商品经济理论、经济特区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市场经济理论、广东发展战略理论、产权与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等等，而且也随着实践发展在经济学会下面成立了许多专业委员会，诸如国际经济研究专业委员会、跨国公司研究专业委员会、《资本论》研究专业委员会、非公有制经济专业委员会以及中青年经济专业委员会等。

回顾这50年的历程，我们认为，有三个方面的认识与体会可以拿出来与大家分享。第一，改革实践对理论的需求是广东经济学会繁荣发展的一次历史机遇。广东经济学会成立于计划经济时期，而繁荣于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在座的经历了50年变迁的许多老一代经济学家们都见证了这一点。同样是这样一批人，为什么前20年缺乏用武之地，而后30年却能大展拳脚呢？显然，这与改革开放对理论形成的巨大需求是分不开的。自80年代初期以来，广东就一直扮演着全国改革开放先行试验区的角色。从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到外资、外贸以及财政包干制的率先推进；从全国四个特区，三个落户广东到开放城市、开放区等多层次开放格局的形成；从作为全国的经济体制综合试验区到产权体制率先改革等等。由于广东“先走一步”，比别人遇到的各种发展与改革的问题、矛盾甚至冲突都要早得多、多得多，因而不能等到别人提供了经验与理论来供我们借鉴，相反，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面对这种不确定性的改革开放环境，实践就特别需要经济理论的指导。而这种实践的需求是广东经济学会得以繁荣发展的巨大推动力。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实践对技术的需求比十所大学的推动力要大得多。这就是广东经济学会在前20年与后30年的理论活跃与繁荣程度形成明显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从80年代初期的特区理论研讨到8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大讨论，从90年代初期的产权理论与制度改革的系列研讨到21世纪初期以收入分配与市场经济体制、社会和谐与发展转型等为主题的学术活动无一例外地反映了广东经济理论的讨论紧扣实践需求的轨迹。

第二，在孙孺、卓炯、曾牧野、张元元、关其学和宋子和等老一代经济学家们的指导与领导下，务实作风与社会责任感是广东经济学会彰显研究活力与理论影响力的关键。我们知道，机会本身并不会带来理论创新，只有抓住机会，并对抓住机会的过程进行思考与提炼，才对理论推进有现实意义。换句话说，全国所有的省市都面临着同样的改革开放环境，为什么广东经济学界自20世纪80 年代以来的几乎每次经济理论讨论都引起了全国瞩目？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理论研究等领域走在了全国各省市前面？这体现了广东经济学界的主动参与、积极反应的社会与历史责任感。当然，人与人之间的知识与对实践的认识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使人们包括学者对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产生了不同的理解，甚至会出现分歧。有了分歧，就会有争议；有了争议，就需要在一个平等而相互尊重的理论平台上展开讨论，80年代以来的广东经济学界就提供了这种理论讨论的平台，所形成的一系列主导性观点与建议都变成了各级政府进行决策的重要参考。翻开广东经济学会50年大事记，我们会发现，前20年与后30年相比，广东经济学会在活动频率上出现了巨大差异。作为计划经济时期的前20年，广东经济学会的学术活动基本上是以年为记录的，甚至“文革10年”都停止了活动。而在改革开放时期的30年，广东经济学会的各种学术与研讨活动基本上是以月作为记录的。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期的一段时间内的活动安排都是以周作为记录的。所以，这种活动安排的频率变动是经济学会具有社会责任感的集中反映。

第三，提供平台，扶持新人、传承理念是广东经济学会得以健康持续发展的保证。50年是整整两代人的时间。在这个时间中，不管什么样的组织都会发生新老交替的传承过程。如果处理得不好，就会出现动荡或老化。广东经济学会并没有出现这个问题，这不仅是因为经济学会具有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学术传统，而且也形成了学术活动越多、新人成长越快的良性互动。比如说，通过搭建平等的学术平台，诸如定期组织开放性的学术会议与出版有学术质量的研究成果等，给所有的学者创造了“以文会友”的机会。30年来，通过学会组织、编辑、出版的书籍就有30多种，至少有600万字以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已有四分之一世纪的《南方经济》杂志作为经济学会的学术刊物不仅提供了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把握广东及华南地区理论发展与学术交流的窗口，也成为了新人崭露头角的理论平台。目前，突出特色、兼收并蓄的理论风格不仅得到了全国学人、特别是广东中青年学者的认可与好评，而且也日益受到了学界的关注。对于青年学者来说，参与学术活动的机会越多，脱颖而出的可能性就越大。目前，活跃在经济学会中的许多中青年经济学家们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在全国经济学界展露头脚的一些中青年经济学家也都是广东经济学会所依靠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大量的中青年学者积极参与学会的各项学术活动与组织管理工作，这也保证了经济学会的健康持续发展。目前，个人会员342人，其中，60%以上是50岁以下的青年学者。

展望经济学会的未来发展。首先，对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性作出一个判断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认为，基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理论发展机会并没有改变。只是21世纪头10年人们所关心的主要问题与研究领域与前30年所关注问题会有所不同。比如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转轨目标模式得到基本确立之后，具体的问题就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诸如，农用土地的产权流动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社会保障体系问题、垄断性行业的治理与市场准入问题、腐败问题以及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治理问题等等。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主要依赖于深层次的体制改革。这就给我们提出了新时期仍然要注重调查、加强研究的理论任务。

其次，新时期的经济理论研究需要在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基础上，注重国际化理论视野与多视角的研究，把广东经济发展不仅放在全国、而且放在全球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加以比较与观察，一方面把“广东模式”宣传与推广到全球范围，另一方面可借鉴全球经济中的一些国家发展与变革的经验教训，为广东未来发展决策提供咨询性服务。比如说，经济学会王利文常务副会长等一行人在今年五月初对越南经济与政治体制考察后所写的调研报告与启示就得到了广东省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因此，不断地为社会各界提供理论、实践与国际经验等三位一体有机结合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是我们学会未来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最后，坚持“双百”方针与“取之于社会而用于社会”仍然是我们学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原则。与其它社团组织一样，经济学会也是一个群众性社团组织，一方面我们要依赖学会的学术活动与影响力，把越来越多的致力于理论研究的学者凝聚在这个组织周围。这就需要坚持“双百”方针，形成一个开放、包容、务实与创新的学术平台；另一方面我们所有的学术活动都取决于地方政府、社会各界及学者们的热心支持。没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我们就得不到来自各方面的支持，没有这些支持，也就不可能开展许多有意义的学术活动。因此，既要发扬老一代经济学家们所具有的历史责任感与探索精神，又要本着“取之于民而用于民”的原则，这样，才能使我们可持续发展。比如说，为了向改革开放30周年和广东经济学会50周年献礼，我们就本着这些原则，开展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整理出版了一本画册、编辑出版了两本有学术代表性的文集，组织一次纪念性大会以及将在月底召开一次以“改革开放30年：回顾与展望”为主题的年会。到目前为止，前三项工作已经完成，今年的年会在华南农业大学经管学院的大力协助下也正在顺利的筹备之中。

同志们，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老一代的经济学家们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未来50年长河中，我们将给后人留下什么呢？既要将老一代的精神财富传承下去，也要增添更多的精神财富，这就是我们的期待。

最后衷心地感谢始终如一地关心与指导我们工作的广东省政府、省委宣传部和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感谢各地方、实业界及社会团体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与帮助；感谢经济学会的所有会员、理事对我们工作给予的热心奉献。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