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经济学会历届理事会领导机构
一、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成就与挑战并存
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和民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a)中国真实GDP(1978-2005，以1978不变价格计) (b)中国真实GDP增长率(1978-2005，以1978不变价格计)
(c)中国人均真实GDP(1978-2005，以1978不变价格计) (d)中国人均真实GDP增长率(1978-2005，以1978不变价格计)
(e)职工平均真实工资变化(1989-2005，以1978不变价格计) (f)城乡家庭人均可 收入(1989-2005，以1978不变价格计)
(g)城乡家庭恩格尔系数(1989-2005)
图1：中国经济的长期演变趋势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
从图(e)到图(f)中，我们可以确认，我国经济总量以及人均国民收都有了非常巨大的增长，并且在长期中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人们的收入水平和消费开支结构都有了改善，生活水平取得了显著的提高。
无论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看，我国经济改革的成就都毋庸置疑。在上述图表统计数据之外的一些经济变量的考察，也一样可以佐证发展的巨大成绩。譬如，按照世界银行的资料，我国1990年尚有3.6亿贫困人口（以每日每人消费支出不足1美元为标准），到1999年贫困人口下降到2.33亿人，到2002年则下降到1.61亿人；贫困人口比例的变化为，从1990年31.5%下降到1999年的17.8%（到2002年的12.5%）。这一成就的显著性并不只是由其迅速的绝对减贫数据来反映，如果注意到20世纪90年代全球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绝对数是在不断增加的事实，那么对中国减贫的成就就应给与高的评价——据世界银行(2003)估计，1987-1998年全球贫困人口总数减少了800万，而中国以外的贫困人口数目却增加了8200万；这意味着，全球减贫事业中，中国是一个成绩卓著的主力国家！
但是，发展中的问题和挑战也是存在的。即便从我们前面提到的各项资料，也很容易发现一些持续并日益严峻的问题。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几个现象和问题。
(一) 近十年发展缓于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不明显
图1(e)表明(19)90年代中期以后职工的真实工资有了相当快速的增长，但是图(f)却表明城镇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同一时期增长并不明显；如果将真是工资增长率与真实的可支配收入增长率放在一起（图2(a)），可以发现，在92年到97年，可城镇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平均的工资率增长速度，而1998年以后则情况刚好相反，工资率保持了较高的增长而可支配收入没有明显增长。对于农村家庭，虽然缺乏总收入变化数据，但是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变化趋势也表明最近十年人均纯收入几乎没有增长。既然这里的可支配收入或纯收入表示了家庭可用于各种生计和投资的财富，那么可以说这十年人们可支配的财富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增长。理解了这样的现实，也许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最近十年中“上学难”、“买房难”“看病难”会成为城乡居民不堪重负的压力。没有钱，做什么都是困难的。
图2：人均真实工资增长率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1990-2005）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计算整理
(二)收入差距的持续存在和扩大
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中国Gini系数在20世纪80年代初为0.2左右，到1993年上升为0.42，这在当时全球所有国家中是最大的，而1999年更上升到0.437（世界银行，2003b），2005年更达到了0.467（联合国统计数据）。不排除数据可能有所出入，但是我国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
在产生收入差距的原因探索中，陈宗胜等(2001)对1990年-1999年的收入差距进行了分解，认为城乡差距是第一因素；这与万广华(2006)的结论是一致的。图1(f)和(g)可以看出，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远远高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并且这一差距在1992-1998年间迅速扩大，1998年以后则基本保持较大的差距，缺口略有增加；就生活水平而言，城镇的生活水平一直高于农村生活水平（农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一直高于城市，且差距缺口在1990-2000年持续扩大，2001年后有所缩小）。如今的中国，乡村及其居民正在被市场经济边缘化。农民，正走在经济发展的边缘（董志强，2001）。
第二个导致收入差距的地区差距。虽然我们这里没有给出地区收入差异的数据，但是已有的研究已经表明我国经济改革中各个地区虽然都有长足的增长，但地区经济差距和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三大经济地带之间的收入差距也非常突出（世界银行，2003b）。
在许多正式文献中，有所忽略的一种收入差距成因是行业的报酬收入成因。垄断行业薪酬是近年来饱受诟病的问题，但是由于很难获取研究所需的微观数据，因此在研究上人们足够的证据来表明当前的收入差距主要是受到了这个因素的影响。但是，就直观感受而言，许多人相信在同一地区内部的收入差距中，垄断行业的暴利是一个重要原因。尽管得不到足够准确有力的数据，但是考察一下各个行业的工资离散趋势，可以发现行业真实平均工资差距的确不断拉大（图3a），其中被认为仍处于垄断行业的电煤水生产供应(D)、金融保险(I)、交通运输邮电通信(G)三个产业，以及科研技术服务业(N)是真实平均工资最高也增长最快的行业；农业(A)和竞争比较激烈的批零餐饮业(H)工资水平及增长都较低。最高平均工资行业和最低平均工资行业从1989年到2002年的真实平均工资差距从617.35元上升到3853.7元，极差扩大了约6.2倍。由于平均工资并不是一个可精确测度差距的指标，它至少没有包括这样的事实：工资更高的行业可能也有更高的福利；工资更高的行业人们拥有更多财富进行物力或人力资产投资，而这将提升个人的非工资收入。因此，考虑非工资收入，那么收入差距将原高于以真实平均工资估计的差距。
(a)历年全部行业平均工资离散程度（标准差）变化(1989-2002) (b)各行业平均工资变化(1989-2002)
图3：各行业平均工资变化与离散程度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计算整理。其中：A为农林牧业，B为采掘业，C为制造业，D为电、煤、水等生产和供应业，E为建筑业，F为地质勘探和水利管理业，G为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H为批零餐饮业，I为金融保险业，J为房地产业， K为社会服务业，L为卫生体育福利业，M为教育文化影视业，N为科研技术服务业，O为政府政党机关社团
(三)相对贫困的增加
与收入差距扩大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事实是，最近十多年来，我国绝对贫困虽然在减少但是相对贫困却在增加。绝对贫困是一个与个人维持基本生存的能力相联系的；相对贫困则是与个人在社会中的权利联系在一起的。过去，人们对于贫困更多的是从绝对贫困方面考虑。现在对于贫困的概念则更多地考虑了相对贫困。世界银行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就将贫困从一般的经济意义上的贫困拓展到了“人文贫困”；2001年世界银行又将贫困表述为“不仅仅指收入地位和人力不足，他还包括人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包括缺少发言权、权利和被社会排斥在外”（世界银行，2001：p15）。中国近30年的改革和发展，那些无法达到满足基本生存的最低生活水准的人口数量已大大减少，这是绝对贫困人口的消除；但是，贫富分化的日趋严重，导致穷人在各个社会领域（比如教育、就业以及其他获得收入、消费以及和资产的领域）逐渐被边缘化，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有可能丧失政治上的表达权（当然，我们不是说他们没有表达和呼吁的法律权力，而是说他们的表达和呼吁有可能陷入没有实质影响的境地）。
相对贫困的增加，本质上是更多穷人的权利被相对剥夺，是一种权利剥夺的贫困。权力被剥夺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丧失了经济地位。如果我们坚信发展就是为了自由（阿马蒂亚?森，2002），那么相对剥夺和贫困的增加就不是发展。当然，相对贫困的增加本身也可能会加剧社会的冲突，危害社会的稳定。早在1990年代早期，小平同志就担忧过贫富分化问题。他特别指出，如果出现两极分化，就会激发中国社会矛盾，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他说，如果贫富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邓小平，1990，p364）。今天的中国，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日趋复杂和严重，而这一现实也正是倡导建设和谐社会的迫切需求。
二、从历史理解现在：改革的经验和教训
今天的中国，有人（如张五常、谢白三）称已面临五千年最大的盛世，也有人称当代中国正沦落为一个“人吃人”的社会（如郎咸平）。虽然两种看法未免极端，但是在肯定我国经济改革成就的同时，我们的确也必须冷静地看到所面临的挑战。我们必须对改革的经验和教训进行理性的分析，这样才能知道未来的发展。
任何现状的存在，总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过去的历史 。同样，要理解中国今天的经济现状，就有必要重新回顾我们在改革大潮中走过的来路。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过了一条渐进式的改革道路。翻开（19）90年大的经济研究文献，不难发现那时我们的改革思路是：在传统的计划体制旁边建立起一个市场体制，我们希望一面限制计划经济一面发展市场经济，最终希望通过壮大的市场经济吞噬计划经济而完成经济的转轨。在这个改革思路下，双轨并存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长期特色——事实上，直到现在，许多的经济领域仍存在双轨制（最显著的，比如劳动力市场，至今仍将劳动力划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
在当时的理论看来，渐进改革的一个巨大好处是，在初期可以较顺利地启动改革方案，改革的摩擦和阻力，社会可以在稳定的状态下进行逐间的变迁。与中国同时转轨的东欧国家，尤其是俄罗斯，采取了激进的变革，即所谓的休克(shock)疗法，他们的改革带来了社会的长期动荡，被认为是一种失败的转轨方式。但是二十年过去，世界银行在评价当代俄罗斯经济状况的报告中指出：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利益的增长。而世界银行（2006）《贫困评估》报告则指出，2001-2003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近10%的速度增长，人民的收入略有增加，但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人群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2001-2004年则出现了相当多的脱贫和返贫现象，这说明贫困人口的脱贫并不稳定。利用国内的统计数据，在图2中也可发现，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在1998-2003基本上没有增长（甚至有几个年度出现了负增长）；可支配收入缺乏增长可以解释脱贫人口为什么难以抵抗下岗、工伤、疾病或农作物歉收等因素再导致返贫的现象。
在今天，我们当然不能否认渐进改革的成功经验。我们以最小的改革代价获得现在的经济繁荣。而俄罗斯在动荡中徘徊了十年才开始出现增长，至今也谈不上经济繁荣。但是，这两个国家发展的案例放在一起，可以提醒我们注意到一个事实：俄罗斯是彻底打碎计划经济而转向市场经济，其体制转轨是更彻底的，因此它也使得其人民在市场中具有更平等的机会。而中国改革中，计划体制并未完全被市场经济吞噬，至今在许多领域仍是双轨制，所以我们一直处在转轨经济中。双轨经济体制破坏了社会公平和竞争机会的平等；也正因为如此，当前对于社会不公的民怨，主要是针对特殊利益阶层的。今天再回头审视渐进改革之路，我们发现曾经预计的改革将愈来愈难超过了我们的当时的想象。我们以为新的体制可以吞噬旧的体制，但旧体制却异常顽固，最终竟然能够固守其一片领地而与新体制并驾齐驱。我们认为，这是理解中国经济现状从何而来的最重要的方面。至少对我们前面提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解析思路。
为什么收入差距会持续增加？相对贫困会增加？原因固然很多，比如地区的差距常常与地理位置和改革初期选择的改革试点地区联系在一起。但是除却这些因素之外，体制因素也是重要原因。为了推动改革，改革方案实际上对计划体制内的人们进行了补偿。他们获得了大量的福利，使得他们有财力比置身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人们进行更多个人的人力资本或其他资产（包括物质资产和金融资产），这是初始财富的分配不公。在双轨体制下，市场并不完美，财富和权力的分配影响了投资机会的分配，不同人群获取资产的数量和收益途径也不同，这进而造成财富的积累大不相同——比如偏远的农村，人们拥有的资产主要是自身的人力资产，房屋和土地等资产价值可以忽略；而现代的城市中，人们可以拥有的高价资产还可以包括房屋、证券等等。在流动性过剩的当代，资产价格飞扬，城乡收入差距便会因接触资产的不同机会而加大——这就是财富的累积效应。伴随着经济不平等的提高，在经济制度和社会安排上就会出现系统性偏向影响力较大者的利益；公共服务的分配偏向富人，中等和较贫困的人群的天赋都无法得到发挥。更挑战社会正义和公理的是，一旦体制内的人们成为既得利益集团，那么试图以新体制取代或者吞噬旧体制就更为困难；他们会尽力使不平等固定化，排斥穷人，导致穷人难以找到摆脱贫困的道路。不平等的陷阱可能相当稳定，并且自我促进。无论如何，这可能是当前我国贫富差距一直上升的原因之一。
当然，穷人是会反对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冲突可能会因此而频繁发生。政府若为了公平而试图重新分配财富，极可能采取高税率政策。高税率政策本身会带来经济的巨大扭曲而妨碍经济增长，但是为了能够平息社会冲突，政府必须掌握足够的财富，结果就是导致高税率政策——但是，为了保证经济活力，它对富人采取了较低的税率，对穷人采取了较高的税率，因为这样才会刺激富人有创造财富的欲望 ——同时，当某个群体被排挤到最低容忍的水平以下而有可能产生反社会的行为时候，政府就会给他们一些物质上的安抚。上述命题，是可以从现代信息经济学的最优税制设计理论中推导出来的。
在我国，党领导的政府一直保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近年来的政策更是强调了对民生的重视。但是，这不等于不会面临发展的大问题。我国经济中的赋税过重已是一个事实。当然，对于能否用赋税过重以及不太公平来解释真实工资增长与可支配收入变化的反向现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有资料表明，中国的所得税征收额中，财富顶端的20%的富人，缴纳的所得税仅占总额的10% ，这一数据如果属实，那说明富人们的确“享受”了更低的税率。再回到前面提及的工资率快速增长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几乎没有增长的问题，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也许是最近十年国家的税负过重，虽然对这一结论还有待深入的实证研究来判断，但是从考察财政收入与GDP变化趋势还是可以得到一定的蛛丝马迹。从图4(a)可以发现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增长率正好从1997年开始超过GDP增长率，此后高税率低增长的年代，正好对应于图2工资率高增长可支配收入几乎无增长的年代；在图4(b)中，可发现从1996年开始，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逐年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计算，是全部收入扣除税收后的收入。我们无法排除近十年又增长无发展（可支配收入无明显提高）现象可能原因正在于沉重的税负。
(a)财政收入增长与GDP增长(1989-2005) (b)财政收入占GDP比重(1989-2005)
图4：各行业平均工资变化与离散程度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计算整理，按照1978年不变价格。
三、未来的道路：促进公平的增长和有利于穷人的增长
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来之不易，因此应倍加珍惜。面对潜在的挑战，必须做出应对而不是回避。在最近几年，有一些观点认为，我国贫富分化的现实是由于市场经济造成的，因此反对市场化改革。但就我们的分析而言，贫富分化的原因恰好与改革的不彻底有关。我们主张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有必要彻底打碎部分领域仍保留着的旧体制，消除经济的双轨体制状态，建立起更为纯粹的市场经济。
所谓和谐社会，就是尽可能减少社会各群体、各阶层之间的冲突，为此有必要建立起让大多数人分享经济成果的制度和社会安排。我们需要建立起促进公平的增长和有利于穷人的增长方式。
但是，经济上的平等不应以破坏产权的方式进行。不平等本身并不是可怕的，它恰恰是为经济行为提供激励动力的关键；但是因为机会不平等而遭遇经济及其他方面的不平等，以及太严重的贫富分化，这才是糟糕的。因此要改革经济上的不平等，应当在政治程序上让穷人有发言权。最好的反对不平等的政策，应当针对社会主导群体（所谓的精英力量）的影响力、特权或补贴进行再分配；要建立聆听“草根阶层”声音的渠道并善于聆听；要让政府的行为和合乎法律的规定，政府应成为法治的倡导者和践行者。这样就有助于限制精英和政府对于人民的掠夺，让人们在市场竞争中有更多的平等机会。在促进公平增长和建立有利于穷人的增长的进程中，如下的政策方面尤其值得重视：
一、注重投资于人的能力。再正式教育中应努力实现机会均等，确保儿童和年轻一代至少掌握参与社会和当今全球经济所需要的基本技能。世界银行（2007）《发展报告》就强调了对下一代的投资对于经济公平和健康发展的必要性。要注重投资与人的健康；这一领域有两大特点，一是健康投资常常具有溢出效应，因此由公共部门来提供免疫、卫生设施及有关宣传是更合理的；二是灾难性健康保险市场常常失灵，所以最好还是由公共部门来提供普遍的医疗计划。另外，社会保障管理和社会安全网也是对人的能力的投资途径。社会保障针对贫困风险，有助于防止当前的、暂时的不平等（有时候仅仅是因为运气太差）成为宿命而导致未来的不公平；社会安全网主要针对弱势群体，为他们提供一个保险体系，使其可以在生活水平跌落到预定标准以下时有资格获得国家的某些形式的资助。
二、通过税收促进公平。良好的税收政策主要目的在于动员充足的资金，同时尽可能减少扭曲激励机制和损害增长。因此，最好的做法应当是尽可能避免征收高额的边际税率，而是依赖于广阔的税基；对于资本缺乏发展中的国家特别是应重视对消费征税，而不是征收高额的所得税。同时需要建立高效的税务管理机构，并有效率地开支财政收入。税收的征收和财政开支应当聆听民众的意见，在一个法治框架下进行，这既符合公共选择，也能赢得公民的信任和合作态度。
三、保障权利以及获取辅助要素机会的平等。如果人们在发展能力方面的投资的不到公正的回报，个人权利得不到平等的保护，无法平等地获取辅助性要素，那么即使发展人的能力也无法扩大机会。因此，有必要进一步促进司法体系的公平，建立清廉公正的执法队伍；也有必要促进基础设施享有机会的平等——为了促进此类公平，基础设施服务的价格应尽量放在可以为贫穷人口和贫困地区人口服务的水平上，同时也要加强对服务提供者（可以是公立或私立）的问责性，增加收益者的发言权，以加强行业治理。
四、完善市场和市场体制
个人将资产转化为经济成果的核心途径是市场。公平的市场，应当是不受参与者财富或地位的影响；否则市场交易就可能不公正和缺乏效率。有两类市场是人们获取收入的主要场所，一是金融市场，二是劳动力市场。应当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加强金融监管机构的问责性、提高问责的开放性，以外部手段承诺瞄准穷人的计划（如小额信贷计划）；规范并开放民间金融 ，扩大穷人的融资渠道。劳动力市场也应加强竞争性和流动性，彻底打破劳动力市场双轨制，建立符合市场精神的必要的劳动保障体系。
总之，发展不应只有增长来定义。发展的目的是自由；所谓自由“包括免受困苦（比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的基本能力，以及能够获取知识、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而发展本身所要依赖的手段也是自由(阿马蒂亚?森，2002)。在民主基础上公共决策，是保障自由的一种手段；尤其是，有意识地给予那些被边缘化的草根阶层以民主参与和对公共事务发言的权利，将有助于通往经济的自由和繁荣（索托，2007）。值得欣慰的是，在刚刚过去的十七大，我们党针对我国经济和社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了一系列的未来发展方略。我们相信，这些问题最终可以逐步得到改善和解决。
参考文献：
陈宗胜，周云波：《非法非正常收入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及其科学解释》，《经济研究》2001(0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0
董志强：《农民，走在经济发展的边缘》，《改革与理论》2001(04)
万广华：《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均等：方法和证据》，上海三联书店，2006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费尔南多?德?索托：《另一条道路：一位经济学家对法学家、立法者和政府的明智忠告》，华夏出版社，2007
世界银行：《世界银行〈贫困评估〉报告初步结论》，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网站(web.worldbank.org)，2006年12月
世界银行：《中国国别援助战略（2003-2007）》，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中国业务局，2003a年1月12日，世界银行文件第25241号
世界银行：《中国：推动公平的增长》，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b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1》，中国财经出版社，2001
世界银行：《平等与发展》，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2006
世界银行：《发展下一代》，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