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铁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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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于上世纪50年代初出生于湖南汨罗农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青少年时期最深刻的印象是“饥饿”。我记得50年代中期，家里经常吃的是稀饭，里面还要加上青菜和粉糠，1958年“大跃进”吃了半年饱饭，到1959年就进入了极端困难年代。在我所在的村子，我亲眼看到饿死了几个老人和小孩。青少年时期的“饥饿”经历是我几十年来矢志不移研究节约问题的重要原因。

  物质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对精神需要自然不是很强。就拿读书来说，我们家祖上数代务农，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家中没有一本书；也没有时间读书，当时六七岁的小孩都要去参加劳动，尤其是在“双抢”期间，小孩主要做的是割禾和插田，这些活几乎全是小孩干的。平时放学回到家里，也不是读书和做作业，而是到山上去搞柴火，或者提一个桶子到田里去捡螺头和捉泥鳅黄鳝。这是当时改善生活的主要来源。如果说有点空闲时间，主要是晚上，但那时农村没有电，做作业或有时看看书，凭借的就是一盏小煤油灯。

  但是，我家乡汨罗毕竟是被文化名人余秋雨称为蓝墨水上游的汨罗江所在地。因为屈原在那里投江，关于屈原的许多故事村民们众口流传，代代不息。还为村民们津津乐道的是本村的两栋大屋。一栋为吴家屋，另一栋为夏家屋。相传这是明清时期的吴宰相、夏尚书的庄屋。但本地村民既没有姓吴的也没有姓夏的，连坟山也没有吴、夏两姓的碑石。有年长者给我讲过吴、夏两姓为山林打官司，以至现在还留下一条壕沟的故事。“大跃进”年代我们家在这两个屋场都住过，原来这两栋大屋都是建得很有规模的，上下三进，前有围屋、槽门，左右有花园，后有山，前有水。在后来的农业学大寨年代，我亲身参与了这两栋大屋场的拆换陈砖的活动，却没有见到任何关于吴宰相、夏尚书的证据。但吴宰相、夏尚书的故事却至今没有失传。

  我小时候听得多的还有我们那个地方近现代史上出的历史名人左宗棠和任弼时的故事。左宗棠故居在我们村西边约十华里处，任弼时故居在我们村东边约十五华里处。正是这种地方文化渊源，使得我们家乡的不少村民们大都注重读书，不少人家里都有藏书；同时一代一代不乏读书之人，在民国时期，留日、美、英、法的人都很多。土改时期，在我家乡有一个小地方，就错杀了当年的“海归”派十三人之多，直到改革开放后才给他们平反。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我们国家的困难时期。尽管当时的生活极其艰苦，但在村民中，也还有人爱好读书。在我父亲他们那辈人中，有一个叫三爹的可谓嗜书如命。他大约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初，只读过小学。但他酷爱读书，读过很多古书。他身体不强壮，干农活不是行家里手，但精力过人。他从不睡午觉，即使“双抢”期间，体力付出特大，加之天气炎热，几乎没有人中午不休息。但他不休息，抓紧时间看书。甚至有时热天的晚上他也不到外面去乘凉，为防蚊子咬，他常常用一盏煤油灯，在床上放一张凳子看书，不仅将蚊帐熏得漆黑，有一次不小心，还将蚊帐点着了。70年代末我到省城工作，他到我处，招待他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一本古书、一包烟、一杯茶。每当我看到他左手拿着书、右手拿着烟，目不转睛、全神贯注、津津有味，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的贪婪读书劲，就会想到高尔基说他年轻时读书像饥饿的人爬在面包上一样的情景。三爹不仅读书多，而且记忆力惊人。我学习、工作至今，经历了几个省，接触过不少有才华的人，在记忆方面，我感到没有一个人能与他相比。他对《红楼梦》里面的几百首诗词几乎都能背出。我曾向他请教记忆术。他说：“曹雪芹能写得出，我难道背都背不下吗！”他的这句话我至今常用来激励学生：马克思能写得出《资本论》，我们难道读都读不懂吗！三爹这个人不仅记忆力惊人，而且表达能力特强。在我家乡，会讲故事和喜欢讲故事的人很多，故事最多也讲得最好的要数三爹。他讲故事时抑扬顿挫，书中不少诗词歌赋都能有声有色地背出来。我从八九岁起就爱听三爹讲故事，最感兴趣的是《西游记》，尤其是孙悟空大闹天宫，《三国演义》的赤壁大战，《水浒传》的武松打虎等，这些故事常使我听得如痴如醉。他讲书的时间大多是夏天晚上在坪里纳凉的时候，或者是冬天大家围炉向火的时候。

  听三爹讲了这些故事后，我们村几个小孩就到处找书看。60年代初期我国发行过一套《三国演义》的连环画。在我读小学时，学校一位老师的小孩时常看连环画，我常常求着他上课时借给我，我利用上课时将书放在书桌下面赶快偷偷看完，下课就还给他。上课看别的书是我小学时期存在的一个最大的缺点，为此经常挨批评，老师登门“告状”，我父亲也对我大发过脾气。到小学五六年级时，就不仅看连环画，能找到原著也囫囵吞枣地看。那时出版过以事件或人物为主线的《三国演义》单行本，我通过别人之手，借来看过几本。读五年级时的那年寒假，还看过一本字体很小的竖排本《薛仁贵征东》。当时正值邻里有一位老人家去世。在守夜时，我记得当时天气很冷，在一个屋里烧了一炉大火，我凑热闹，挤到一盏煤油灯下去看书。那晚三爹不知有什么事情没有到场。他要是到了，大家一定会要他讲故事。三爹没来，大家可能感到时间难打发，不知谁说了一句：“老苗（家乡不少人对我小时到现在的习惯称呼），你不要老是看书，也讲点给我们听听。”随之有不少人附和。我一看不好推辞，也就大起胆子给大人们讲起了《薛仁贵征东》。大概讲到凌晨三四点钟，主家用少量米粉加粉糠和青菜做了粑粑给大家吃，数量不多，吃到最后两个，大人们都让给我吃。我也不懂得客气，左手拿一个，右手拿一个，坐在一个大人的怀里，睡眼朦胧的吃一口讲几句，一直讲到天快亮，薛仁贵征东的基本情节讲完了才回家去。那时的听书和看书纯粹是追求情节。听了看了后还大肆模仿，如做关公的大刀，张飞的丈八蛇矛，吕布的方天画戟等。打群架时，我们就搞过“三英战吕布”，有一年的正月，在我的参与下，竟然将一个年龄比我大几岁的伙伴打出了血。

  我们村的不少几个男孩子都喜欢听故事和学三爹讲故事。小伙伴们一起玩的时候，在田间做事的时候，大家都争着讲。有时还互相提问，互相出考试题去为难对方。有时候的题是出于书中某一个地方，如玉泉山关公显圣，在天上说了什么话；火烧葫芦谷，突然一场大雨，诸葛亮在山顶说了什么话。有时出的是综合题，如诸葛亮一生骑过几次马，张飞一生下过几次跪等。村子里的这种氛围，促使我们看书特别用心，同时，使我们那个村里的农民在一起时，不太讲色情、粗俗的话。小时的这种经历也影响到我后来的经济学学习和教学。我现在教《资本论》时，就要求学生一个房间两个人就是一个学习小组，鼓励他们互相提问题，以加深印象。

  三爹不仅书读得熟，故事讲得好，而且字写得好，古文写得好，诗词对联也写得好。他还喜欢吟诗，在下地干活和收工回来的路上他经常大声吟咏诗词，那声调十分悠扬，大多显得十分悲凉。我现在偶尔也吟吟诗，方法就是从他那里学的，但怎么都吟不出他那个让人听起来好像要落泪的韵调。古文基础好的人，与他讲话，完全可以用文言文和随口对对联。七十年代末，我在省城读书，有年在家过年，除夕晚上，三爹带着他的一大家子人来我家送恭禧（我家乡的一种习俗，除夕晚上到别人家里去说一声“恭禧”，如同正月说一声“拜年”一样）。我出面接待时，顺便从口袋中拿出刚在别人家送恭禧时收到的烟发给三爹及他家里人。同时，我顺便说了一句：“不好意思啊！我以客烟待客”（不是我自家的烟），没想到三爹接烟点燃后吸了一口，马上回我一句：“君何人意为人”。我一听，我们两人的话连起来就是一幅对联，但我不能与他继续对下去了。

  三爹讲故事主要是在文革之前，到了文革大破“四旧”，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他也就很少讲了。但对于当时的社会，作为农村中的一个有文化的人，他和当时的不少知识分子一样，无疑是很有看法的。这从他当时给我看过的他自已写的几首诗词就可以看出来。我记得他写的纪念百里奚的诗的头两句就是“怀才济世不逢时，四十年来尚守株”；他写的《卜算子·咏禾种》中有“风和日暖跳下田”，“深潜水底待暖和，只等春来到”等。这些诗词足以反映他的怀才不遇和对当时社会的看法。他算幸运的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村子里有人是想整他的，但没有抓到他的什么把柄。在一定程度上我算是帮过他的大忙的。大概是文革中的1968年暑期，有一天我听说大队第二天要抄三爹的家，说他家肯定有四旧书。当时三爹到湖北搞副业去了，我第二天吃完早饭后立即去了他家，三爹的太太我叫她立婶，她带着小孩正在吃饭。我就坐在他家的床沿上，有意无意去翻枕头下的稻草，结果看到他小孩的一个作业本，我翻开一看，全部是三爹写的诗词，可能有四五十首之多，有的我看过，有的没看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按照无限上纲的做法，哪一首诗或词都可以说得上“反动”。我赶快将本子卷成一个筒，插入我的裤口袋内，没有让立婶和她家的小孩看到，到他家厨房的灶下一把火烧掉了。果然当天晚上到三爹家抄家，听说抄走了几本古书，其余什么都没有。这件事我在农村时从没有告诉过三爹，也没有跟其他任何人说过。一直到改革开放后，我在长沙工作，有一次三爹来我处，我才与他说起。他对此深表感激。

  我1991年6月调至广州，住在黄华路四号之五，三爹还来过我家。他于1996年去世。一年后，我才听说。我写了几首打油诗怀念他：

其一

去岁遥知三爹倾，经年几度梦里逢。

言谈举止犹似昔，音容笑貌宛如生。

昼思久久情难禁，夜念常常泪雨淙。

北望依依青山在，如今无复苦吟声。

其二

先生满腹是才能，博闻强记写算精。

说文论理存高见，接人待物显古风。

双手虽无缚鸡力，胸中却有降虎功。

无奈糟糠养贤才，暮年衣食尚不丰。

其三

少年蒙教忆犹新，长成指点情更深。

玉池路险同经历，埔坼风寒共艰辛。

愧无资奉延年寿，空有多年报答心。

今君不幸辞人世，故园从此少知音。

  像三爹这样的土秀才在我们家乡可以找得出一大批。我自幼对他们十分尊敬，也深受他们的影响。正是因为他们的影响才使我这个贫苦的农家子弟在那个时代自幼多少受到了一点中国传统文化的薰陶；正是他们的影响，才使我成为了一个爱学习的人。对比他们，我深感幸运。青少年时期刻骨铭心的饥饿经历，使我的人生初衷就是吃饱饭。过去何曾想到会有今天！因此，我十分感激我们今天的时代和社会及单位，也庆幸自已欣逢盛世；要不然，可能与三爹他们的命运相同，甚至更惨。我还庆幸的是中年到了广东。去年是我来广东工作二十年，也是我的花甲之年，我曾写下打油诗一首：

庆幸中年到南方，欣逢盛世览沧桑。

三尺讲台抒胸臆，一间陋室有书香。

真心待友多挚友，乐在他乡成故乡。

甲子重开鞍未解，感恩自省鞭更扬。   

 （原载广东省委党校《教研信息》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