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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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退休情况交流》编者按：黄灼明教授具有深厚的母校情结，在其2010年出版“为祖国工作五十年纪念”的《黄灼明文选》一书中，专门设立了“感恩母校”栏目。黄灼明1952年毕业于台山培英中学初中，1955年毕业于台山一中高中，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这是全国第一批实行文科五年制的试点）。他在北大百年大庆，在台山一中九十、百年大庆，在台山培英中学七十、八十大庆之际，均写了回忆、纪念文章，并通过多种方式回报母校的培育之恩（如捐款、给北大“百年会堂”捐座椅、在广州筹款设立“台山一中广州校友会奖学基金”、动员培英在海外同学捐款助学等）。2013年出版的北大《北大人》的广州校友会特刊上发表了黄灼明的《影响终生的熏陶》一文，情切意深，富有启发，现转载于此。

   1960年8月，我从北大经济系毕业，离开母校走向工作岗位。自那之后，每年5月4日，我总是思绪万千，浮想联翩。这种思绪和浮想随着岁月的消逝、年龄增大而加重，在母校百年华诞之时，我的“未名湖”之情更加凝重和深沉了。

   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永远不忘的记忆，终生不消的烙印，追求人生价值的信条。对我这样一个早已进人花甲之年的人而言，回顾人生的历程，这些留在我身上的“难忘的记忆”、“不消的烙印”和“人生价值的信条”，都与亲爱的母校的校风学风紧紧相连，与母校老师的人品学品的潜移默化影响密切相关。一句话，这是母校五年熏陶凝聚的结果。    

   1955年8月，我从南海之滨的台山城来到了湖光塔影的北大校园，校史参观第一课，“五四”精神光彩照人；一周一次的学术演讲会，不拘一格的学术交流，浓浓的学术气氛深深地感染着我。就在这一年，校团委向我们55届同学提出了两个响亮的口号：“向副博士进军”，“为祖国工作五十年”。至今记忆犹新！

   1955年，尚无武汉长江大桥，京广线不能直通，从广州到北京需要在武昌坐船过江到汉口转车，就在过江候车的时间里，唯一的一双“回力”牌新胶鞋被偷，只好赤着双脚挑着行李进入了燕园。经济系接待新生的同志见此二话未说，马上买了一双新鞋给我穿上。在那年冬天到来之前，学校又补助了我一套棉衣。那时每个月发给助学金，伙食费12. 5元，零用钱3元，记得我每月的伙食费还可以省下1－2元供买书之用。在校五年，我时时处处感到人世间的温暖之情。

   在北京的第一冬，身体有点不适应，手、脚长了冻疮，又疼又痒。记得第一个学期的某一天，马寅初老校长在临湖轩（校长办公室）接见了我们全班，他讲了许多自己的治学之道和养生之道。在治学之道中他反复强调了严、实、真三个字。在养身之道中他反复强调了运动健身的道理，还具体讲了天天洗冷水澡和登山运动的做法和好处。我从此天天进行冷水锻炼，并经常在节假日去徒步旅行或进行登山活动，第二年就消灭了冻疮，也很少感冒了。

   1957年4月27日下午，我们聚集在北大的大饭厅，聆听了马寅初老校长关于人口问题的铿锵有力的长篇演讲，马老的音容笑貌至今仍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六马先生——这是马老的别称，因为他生于马年马月马日马时加上生肖属马又姓马之故——在我心目中最深刻的形象，就是一位追求真知的硬骨头学者。他对我们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大不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是要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这是马老终身奉行的信条。

   1956年，经济系老主任陈岱孙教授担任我们班《经济学说史》课程。他的认真态度和精炼的语言，还有他那挺直硬朗的身躯，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陈老治学上的严谨，人品学品的高尚，在经济学界是有口皆碑的。每次我提出问题请教，他都耐心答疑和提示，对我们晚辈总是热情地鼓励和帮助。我走上工作岗位以后，每次去信请教，总是很快（一般不超过一个星期）得到他的亲笔回信，有时他还主动嘱咐系里其他负责同志邮来参考资料，或请有关老师就某一具体问题作出答复。1981年，他在送给我的《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新著的封里上，写上“灼明同学惠正”六个字。由此可见一个真正学者的谦虚精神和风度。

   世纪同龄人陈岱孙教授从教70年，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北大学子，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和经济科学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于1977年7月27日逝世后，国家领导人和同行学者给予很高的评价，这是当之无愧的。陈老一生淡泊名利，甘为人梯，勤奋谦虚，追求完美。他对我讲过，写文章首先是为了求得自我理解，发表出去只不过是副产品。他一生坚持的观点始终如一，不人云亦云，更不受风潮左右。他一再强调，当教员首先应该是个老实人，教员出口之言必须是真话实话。先生的一言一行，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在历代学子的身上。敬爱的陈老不愧为我国经济学界的一代宗师。他严谨的治学之道、丰硕的学术成果和高尚的人品学品，永远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1957年底到1959年5月，我们先后到工厂和人民公社进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式的调查研究，这是求实求真的最好实践。特别难忘的是1958年底到1959年5月，我被抽调出来参加了“北大、人大综合社会调查团”的工作。调查团由两校的领导干部、教师骨干和少数高年级的学生骨干（包括研究生和本科生）共168人组成，两校的主要社会科学专业（经济、政治、哲学、法律、历史、中文、新闻等）都有人参加。团长是当时的北大副校长邹鲁风同志，秘书长是当时的人大科研处处长张廷霄教授。下设三个分团，分别到河北一个县和河南两个县进行为期半年的“三结合”（工作、调查、劳动三结合）式的调查研究，目的是直接掌握第一手资料，总结人民公社、大跃进等方面的经验教训。我分配在河南鲁山县分团瓦屋人民公社小组，在伏牛山区生活了几个月，接触了实际，了解了民情，对山区的小商品生产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思考了一些问题，并写成了调查资料和报告。后来，在1959年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时候，我们调查团受到了株连，被人称之为“理论战线上的彭德怀”，挨了批判，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经过多年才得到了平反。但我在调查团这一段时间的经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实际锻炼。这是一次实事求是的洗礼！它对我后来的人生之旅有着重要的影响。

 我离开母校至今已有52载，也曾利用出差的机会几度重游未名湖——这里有李大钊、蔡元培和塞万提斯的塑像，有“三·一八”死难烈士的纪念碑，有斯诺先生的墓地。她是我们心中的圣地。她是淡泊名利、追求真知的象征，常使云游在外的北大学子们梦魂牵绕。徜徉在未名湖边，身心与之交融，心里一片宁静。人们常常提到基因——生命遗传的基本因子，那么，未名湖——母校的基因是什么呢？我几经思考，认定“北大基因”有三：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勤奋、严谨、求真、创新的治学之道；兼容并包的学术氛围。难怪“六代祖师”陈岱孙说，对北大最深的印象是“有容乃大”。

 北大的熏陶，生活的实践，使我逐步形成了自己人生价值的信条——人生的真正价值是在对人类做出大小不等的奉献中，使自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此，对一个人的评价，不是看他的官位多高，也不是看他的钱袋多大，而是看他为人民、为社会进步的奉献大小。要实践这种价值观，有志者必须戒懒、戒骄和戒贪，争取在有限的人生岁月里，为祖国、为人类的进步事业多做点贡献，做一个“人生无悔”的人。

 （原载广东省委党校《离退休情况交流》2014年第2辑）

     1955年，黄灼明从广东台山县高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师从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先生。

   1960年，北大经济系55级毕业照（前排左四为陈岱孙，三排左二为黄灼明）。他们都积极响应北大团委的号召，力争“健康地为祖国工作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