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2020年“卓炯论坛”而作

 

    

     我从1979年至1981年，在中山大学经济系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卓炯先生是我的导师，他对我精心指导，悉心培养。多年来我一直对他的师恩难以忘怀，激励我不断克服困难，砥砺前行。

     卓炯先生被称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先驱”，是由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首次提出来的。他在为卓老遗著“资本论体系与社会主义经济”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孙冶方是我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先驱，但应该说，卓老的理论与当今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更切合。所以，卓老也是我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先驱。……卓老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史上，同孙冶方一样，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功不可没。”我以此为题所写的论文“卓炯：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先驱”和出版的专著《卓炯：经济学的革命》和《论卓炯经济学说》被广泛传播，频繁地引用，产生广泛影响。这说明卓老的理论被大多数人认可，并与党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体制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决策相一致。

 

 

     1982一1987年，是我国理论界从产品经济论转向市场经济论的大转变时期，从下述可以看到卓老作为一名理论战线的勇猛战士，是怎样不屈不挠地从事理论斗争，追求真理的。由于劳累过度，他于1987年6月24日在工作岗位上溘然逝世。当我从南京专程赴穗追悼卓老，帮助清理卓老的房间时，看到房间里挂着一幅带精美框架的马克思的画像。联想到卓老对马克思思想的彻悟和对马克思文风的仿效，我心中顿时领悟，暗自思忖：卓老真有点像马克思那样。马克思不也是在工作中倒下的吗？

     卓老逝世以后，事先我们商定的建立卓炯学派的任务更加困难了。我当时不仅是卓老的研究生，还担任研究生班的班长，因此有更多的机会接近卓老。1981年12月毕业时，中山大学与广东社会科学院商量，要从我们这批毕业生中选一名留在广东社会科学院工作，当卓老的学术助手。卓老提名指定了我。我求之不得，欣然接受。然而，我的父母和妻子坚决不同意我留在广州，一定要我回南京工作。卓老得知后对我说：“你大学毕业后十多年在外面，父母和家庭迫切需要你照顾。我同意你去南京工作。至于你当我的助手，不会受影响。我们俩可以依靠写书信相互通信。必要时你可以来广州，我也可以去南京。”为此，卓老与我商定，用这种方式当他的学术助手，并说一言为定。随后，从1982年初到卓老1987年6月逝世，我俩始终信守诺言。卓老每周有信给我，有时一周要有二、三封信。他有什么想法，随手写一封信给我，信写得较短，总是寥寥数语，但言简意赅。偶尔有一封长信。我的信多数写得比较长，总是觉得对卓老有说不完的话。在这期间卓老来过三次南京，我多次去过广州。在广州我总是住在卓老家里，以便与卓老交谈和处理有关问题。这样，我有幸得到了卓老的大量亲笔书信。至于我写给卓老的信，卓老也保存着，卓老去世后，我去卓老家里复印了一份。我非常庆幸，如果当初我留在广州，就不可能得到他的这么多的亲笔信了。我一直以拥有这样一笔宝贵的财富而自豪。

     在纪念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日子里，回顾中国经济的大变革大发展，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崛起，我不禁心潮汹涌，不由自主地重新翻阅一直保留着的这批信件。

     这批信件包括卓老和我俩人的往来书信，共有200多封，下面从其中选择一些发布如下，以便让更多的同志了解。

     1982年3月12日，卓老在来信中写道：我最近想到一个题目：列宁为什么说“不是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而是运用属于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如商品经济、自然经济、产品经济。列宁的这个论点在《列宁全集》第二卷第166页。列宁在这里已经有所发挥，但还不很充分。如果你能对此作进一步研究，就可以写出一篇有份量的论文，请你考虑一下。（后来我领悟到了卓老关于经济范畴两重性的理论）

      1983年3月24日，卓老在来信中写道：十二大文件指出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是一针见血之论。理论界的保守思想.，正是这种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反映，要一时清除这种思想是不容易的，没有坚持不懈的战斗精神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你既然对我的观点具有信心，那就应该一起战斗。

     我的范畴体系基本上是仿照《资本论》体系，只是从更严格的意义上说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所以不要先列成一个表，以免弄得过于机械。关于社会总资本与社会资本的问题只能作些说明，很难再找到适当的概念。这两个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是通用的，我则加以区分。我把社会总资本作为资本的总和，把社会资本作为我的思想体系的专用语。我想这样处理是可以的。

     1983年4月11日，卓老在来信中交待我：日本方面有哪些研究《资本论》的著名学者，特别是和我的观点相近的人？我想把我的书寄给他们。希望你查一下告我。

     1983年4月20日，卓老在来信中写道：关于我的学术观点问题，你提的意见都很好。关键是我的健康，我现在很注意锻练，希望能多活几年来完成我的心愿，但更重要的是寄希望于你们的一代。看来年轻一代同意我的观点的似乎在日渐增多，这是我感到最高兴的。

 

     1983年5月7日，卓老在来信中写道：学习《资本论》最大的敌人是教条主义。我国对教条主义有一个较好的评价，叫做“食古不化”。他们还没有觉察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属于“扩大商品再生产”类型，因而跳不出资本主义的圈子。

     1983年9月4日，卓老在来信中写道：来信和论文收到。你通过对孙冶方同志的不彻底性的批判，说理很淸楚，我想是有说服力的。但理论的斗争并不如此简单，看来这个问题短期内还不能解决。因为斯大林的影响还相当牢固。

     1983年11月27日，卓老在来信中写道：来信收到，非常高兴。你的论点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支持你，这说明你的论点有生命力。希望你能吸收一些同情者的观点加以充实，出版的问题是容易解决的。

    1983年12月11日，卓老在来信中写道：关于商品价值构成w=c+v+m，这个内容不宜改变，因为我们的新公式只是w=c+（v+m），后面部分是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它的内容不是先有m后有v，而是从（v+m）中，先扣除m再扣除v。如果因为先扣除m后扣除v，就把v也放在m的后面，这是不符合马克思的原理的，而且容易引起误解。因为（v+m）在企业中叫做净产值，而不是剩余价值，而在整个国家叫做国民收入，也不是财政收入。这一点你要考虑，否则在理论上会造成漏洞。

     1984年4月16日，卓老在来信中写道：函悉。陈征对我的观点提出批评，这是正常的。我不是也在批评人家吗？只是不点名而已。所以我的“三论”还是照发，不能怕抓辫子。搞研究必须要有这点勇气。我的书还要正常出版。

     1984年4月22日，卓老在来信中写道：承你们热心介绍，《世界经济导报》已经收到。该报的高文琢同志还另寄了五份。对你们的盛情一是却之不恭，但看到后又感到受之有愧。这对我是一个鼓励和鞭策.只有加倍努力。《资本论体系与社会主义经济》一书，你可以考虑为我多分担几章任务。你写好初稿，然后由我校正。另外，我写的部分也请你提补充修改意见。你有了自己工作室，对于你将发挥促进作用。望你取得更大的成绩。

     1984年3月27日，卓老在来信中写道：你的精力是旺盛的，一方面搞教学，一方面还写了不少东西。你的家安顿好了，有了学习和写作的环境，对于你来说犹如如虎添翼。你同意写第三卷第四、五、六、七篇，这很好。我的年龄大了，完全由我来写是有困难的。只要按照我的观点来写，就可以表达我的思想。

     1984年4月24日，卓老在来信中写道：你要知道，我的东西尚处在比较孤立的状态，要公开发表是不容易的，只能留在手头而已。我在医院写了两篇东西，一篇是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用的，估计一定会发表，题目为“关于资本论生命力的探讨”。另外一篇是答复文章，答复关于剩余价值的不同意见，题目为“再论剩余价值”，“学术研究”杂志会发表。前一篇我当寄一份给你参考。

    1984年8月12日，卓老在来信中写道：关于总结性文章的问题，《经济研究》创刊三十五周年要我写这个题目。我准备写一篇题为“要重新估价商品经济的历史作用”。就是说，要突破马克思的观点，不能把马克思的某些个别观点当作教条。

    1984年11月7日卓老在来信中说：关于我的计划商品经济的观点，赵总理一定是知道的，因为在当时“左”倾思潮的影响下，他还点了我的名。这件事他一定不会忘记的。我知道省委向省人民出版社要了我的著作四本，但去向如何，不很淸楚，不能妄加猜测。也许当时要作为批判对象。

    1984年11日28日，卓老在来信中写道，《评孙冶方的经济理论》一书，他们已寄了稿费，但未收到书。对于你的论文，他们随意加以修改，这是不对的，我认为你至少要提出批评。至于计划商品经济，当然是我首先提出的。这是不会错的，文字俱在。正是你指出的那篇文章。

    1984年12月18日.卓老在来信中写道：关于讨论我的经济思想的讨论会，初步定在六月，我的几本书人民出版社都在加印，可能赶印出来。出版社的态度比较积极，但还不十分肯定。关于不承认社会主义有剩余价值，在学位委员会中不乏其人，这是不奇怪的。国家体改委中有人似乎对我有些认识，说我比孙冶方的骨头还硬。巢湖会议有些同志宣传了我的经济思想，据说反应较好。

     1985年2月4日，卓老在来信中说：两次来信都已看到，“新成本论”的研究取得进展，可喜可贺。你所写了发表的“我国谁最早提出计划商品经济这一命题？”，是对风派学者的一个当头棒喝。我因外出，沒有看到原文。但不少同志来信表示同意。谢谢你的宣传。

     1985年4月10日，卓老在来信中写道：关于你介绍的那段话，我打开第三卷一看，已经引起注意，但我从未引用过这段话，可见疏忽不少。特别提到了“社会分工制度”这 一点，非常值得重视，这为我的社会分工论，进一步奠 定了理论基础。你们以后写东西，也要掌握这种精神。我对社会分工是深信不疑的。看来马克思的理论还要作进一步的挖掘和发展，让它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加強其生命力。至于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千万不能动摇。政治经济学之所以缺乏生命力，关键就在这里。

     1985年6月4日，卓老在来信中写道：你的《新成本论》前次来广州时，我已嘱咐你赶快写完。张、王的书能够先出版，也是他们掌握了时机。你的书虽然迟些出版，但历史的事实将证明你是这个理论的开拓者，不论从时间上和内上，你都有领先的地位。这是不成问题的。

     1985年10月18日，卓老在来信中说：我希望你把承担的任务在年底前一定完成。我们不但是师生，也是朋友，互相帮助，互相切磋。

     1986年3月23日，卓老在来信中写道：最近，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集锦》，其中收集了我的观点。这本书应该一读，可以大致了解理论界的动态，对我们写书会更有针对性。探索真理，不能只希望成功，而且要有失败的准备。这样才能轻装前进。

     1986年5月12日，卓老在来信中写道：关于你的文章，我看了很兴奋。“需要价值论一一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基石”一文，我准备推荐给“学术研究”杂志发表。在我的序言中，我加了一段话：作者是根据我的社会分工论和一般与特殊的方法论进行探索的。但在两点上有新的发展：过去一般只是把雇佣劳动和联合劳动对立起来，以区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他区分为雇佣的联合劳动和自主的联合劳动，简称雇佣劳动和自主劳动。第二，他把作为一般的必要价值提升为社会主义的需要价值，这就把满足需要和价值增值统一起来了。

     1986年7月14日卓老在来信中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我已推荐给《学术研究》。我也写了一篇“浅议社会必要产品论”，认为这本书形式上是商品经济，实质上是产品経济。雍文远同志的作风，看来缺乏学者风度。

     1986年6月30日，卓老来信说：我们的写法是作为基本原理。什么是基本原理？它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不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但任何实际问题又不能离开它。

     1986年7月21日，卓老在来信中对我说：你的论文写得很好。为了打开局面，我把它寄给了《山西经济问题》一试.因为这里局面小，不能容纳很多东西。以后若有论文，也要向全国推进。

     1986年8月23日，卓老来信说：他们的体系是他们的体系，当前是百家争鸣的时代，我们自己努力就是了。希望你能成一家之言。

 

     1986年9月3日，卓老来信对我说：商品经济从生产力出发是正确的，但不能抽象地讲。具体地说，就是社会分工。我最近重新学习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非常明确地強调了社会分工。我认为这是列宁的一大创举，我们需要列宁的这个观点。列宁的这个观点也符合马恩的要求，只有斯大林抛弃了社会分工，而在所有权中找出路，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这是政治经济学得不到发展的重要原因。

     1986年9月26日，卓老在复信中对我说：关于商品经济问题，理论界越来越重视，有的人提出商品意识，有的人提出发展文化要以商品经济为基础，于光远提出不发展商品经济就谈不上理想。

     1986年10月8日，卓老在来信中说：传统经济学只讲特殊，不讲一般。一般与特殊的方法，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1986年10月14日，卓老在来信中对我说：现在真正理解我的只有你和XX同志。你写的“论我国农村由自然半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一文，能运用社会分工的观点，我希望你向《中国社会科学》投稿。

     1986年11月3日，卓老在来信中写道：文章写得很好，发掘了许多新材料，使文章更具有说服力，为社会分工论作出了进一步的发展。我的“评社会必要产品论”已经发表，据说在上海引起了反响。

 

     1986年11月4日，卓老在来信中说：我的“评社会必要产品论”发表后，据说上海要进行反击，将来可由你们出面，你要作好思想准备。

      1986年12月8日，卓老在来信中对我说：此次南京之行，能够取得一些成效 ，你的宣传鼓动是起推动作用的。可见一种观点只要符合客观实际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谢谢你的努力。丽娟同志为我做了丰盛的晚餐，我表示衷心的感谢。你的努力取得了学校的信任和社会的欣赏，但千万不要象某些同志那样骄傲，我们一定要谦虚谨慎。

     1986年12月28日，卓老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我这次讲学成功，也有你的一份功劳，你作了很多宣传工作。我这次讲学，有你做助手，实质上也是为你们开辟道路。在股分制影响下，最怕是削弱国有制。虽然是混合经济，但一定要坚持国有制为主体这一点，不能因搞混合经济而忽视国有制的主体作用。

     1987年1月5日，卓老在给我的信中说：报告你一个好消息，中央决定今年要大力宣传商品经济并编写一本书，中央宣传部来电，要我参加该书的顾问，我不日去北京一趟，可能提一些参考意见。为此，需要的参考书一定不少，我相信该书的销路是不成问题的。北京的情况如何回来再告。

     1987 年1月16日，卓老来信说：昨天刚从北京回来。这次的任务主要是编写一个“商品经济宣传提纲”，被邀请的专家有四人，即熊映梧、何伟、陈道源和我，其他是几个青年。经过一周的时间，已搞好一个初稿，我们的任务算是完成了，原来是想摆在第一位，现在可能要摆在第三位，第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第二是精神文明建设。

     1987年1月21日，卓老在来信中对我说：你的副教授职称已被批准，这是意料中的事。你感到高兴，我更感到高兴。这说明我的观点已被一些人接受。你坚信这种观点，敢于宣传，敢于研究，才有今天的成绩。我希望你能更进一步发展这种观点。我不过是打下了一点基础。

     1987年3月19日，卓老在来信中说：“生命力”这一篇扩大得很好，我只稍微改动了几个字。我认为是无懈可击的。我们的新体系就完全站得住了。

     1987年3月，卓老在来信中写道：我看商品经济的潮流是挡不住的。开始有些担心，看到了人大会议，我就放心了。改革与开放不变，商品经济就不能变。

     1987年4月13日，卓老在来信中说：所有制我把它改成所有权，这就是说，所有权有一般，而所有制是指特殊。但是所有权是上层建筑，因而是一个特殊的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所以我加了“特殊的”三个字。

     1987年4月21日，卓老在来信中写道：你写的“卓炯商品经济理论的创见”带有介绍的性质，你把它分成六点，第四点是过去的看法，现在已经改变。不是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而是作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

     按照我的思想，第一是社会分工论，第二是扩大商品经济论，第三是计划商品经济论，第四是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论，第五是商品经济的共性和特性论，第六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的和特殊的基本经济规律论，第七是政治经济学的新体系。

     1987年6月6日，卓老在来信中对我说：《新成本论》已印好，祝贺你。“需要价值理论”进一步发挥你的观点，我是很赞同的。能够克服雍、王的矛盾，那就更好。我们之间不会产生矛盾，只会相得益彰，因为我也赞同你的c+（v+m），而且还是我出的主意。

 

     1987年6月14日，卓老在来信中说道：我最近考虑《商品经济研究丛书》成立一个编委会，常委的名单我初步拟定：黄家驹、曾牧野、李炳炎、杨永华、杨承训、程志方、张立、卓炯等人参加。现在要把已经承担的题目转告大家并征求意见：1、社会分工论：李炳炎。2、论卓炯的商品经济思想：杨永华。3、探讨卓炯商品经济思想的几个论点：杨昌俊。4、列宁论商品经济：杨承训。5、 劳动力价值论：韩志囯。6、论宏观运行机制：胡怀邦。7、论生产价格与价格改革：冯根福。8、社会主义市场论：章远新。9、第三产业经济学：李江帆。10．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与我国宏观经济的货币调控体系。

     1987年6月19日，卓老在来信中写道：我在“世界经济导报”上的那篇文章，昨天才看到。他们似乎很重视，在头版报道了我的题目和要点。这期导报还谈到了宣传落后于形势，这正是我所大声疾呼的。雍文远的著作得奖是意料之中的，因为他符合孙冶方的观点。他有不同观点对我大加评论，这也是意料中的事情，不足为怪。

      下面是李炳炎致卓老的书信的摘录。

     1986年1月11日，李炳炎在致卓老的信中说：初步硏究了摘录出来的马恩列关于社会分工的材料，使我思潮起伏，得到很多重要启示。现在我认为，您的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的观点，可以深信不疑，是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从这里，完全可以论证共产主义商品经济。马恩说共产主义要消灭分工，是指人们的职业分工，而不是指社会劳动的分工。后者马恩认为要保留。人们是误解了。但马恩沒有加以明确区分。关于社会分工的内涵，马克思有几个说法，十分精彩。您是采用列宁的说法。我想，您进一步系统地总结马恩列的有关论述，发展他们的思想，必然能够使您的社会分工论获得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成为商品经济的坚强柱石。目前，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仍没有从理论上根本解决，是采用了“不可逾越的阶段”的新教条，因而改革难于彻底、坚定，目前是摇摆及踏步。彻底解决这一基本理论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

     1986年3月8日，我在致卓老的信中说：3月5日至10日，我在中央党校开会，叫“改革与理想”理论讨论会。会上王珏作了个报告“关于商品经济与共产主义理想”。他现在也承认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的一般基础，所有制决定商品经济的特点。这比他以前的一贯思想即：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二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商品生产是由联合劳动两层次所决定的论点，算是一个进步。但他又说共产主义要消灭商品，要消灭社会分工。因此，他在会上把理想分成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想是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搞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二个层次，共产主义理想是搞非商品的集中社会劳动模式，实行按需分配，这就出现了矛盾。可见，只要承认您的观点，就会殊途同归。孙冶方在后期也是这样。

    1986年5月21日，我在致卓老的书信中写道：5月17日第一版《光明日报》报道了您的观点，影响很大。这对宣传您的思想十分有利。可惜记者对于您的观点谈得较少。我就势在省“资本论”研讨会上专门作了发言，发挥您提出的“两个不等式”。我发言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是有宏观调控的商品经济，它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赵紫阳三月份在计划工作会议上有一个重要讲话，十分重要。其要点有：1、计划商品经济重点在商品经济，不能在计划与商品经济之间搞平衡，离开发展商品经济，我们就无法前进。改革措施要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2、要搞多种所有制，不只是多种经济形式；3、要打破思想僵化状态，不要一讲四个坚持就不敢探索，不敢讲话。可见您的思想观点，正好符合这个要求。

     送上这篇拙稿，原是春节陈志龙来宁约我写的。不料寄去上海后，引起轩然大波。陈虽是《上海经济研究》副总编，但雍文远是编委。陈原定在该刊第二期刊发。不料雍看了稿件大发雷霆，说此稿不准发，或要配上对我的稿子的商榷文章才能发。编辑部内部发生争执，陈害怕了。此事现在还没有了结。原因是“必要产品论”出版后，上海接连发了几篇书评，一边倒地吹棒。该书在上海得了特别奖。我的小文揭露了其短处，使他们惊恐万分。对他们的一言堂和学阀作风，我已去信表示强烈抗议。

     1986年8月19 日，我在写给卓老的信中告诉他：云南人民出版社张立同志来信，告诉我《新成本论》已经发稿，他们对这本书十分重视，准备出精装本和平装本。他们希望卓老为书写的序言能在刊物或报纸上先发表一下，以期引起重视，扩大影响。请卓老设法发表一下。

     中央党校王珏最近主编了一本基层党校使用的教材《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该书有点新意，把联合劳动、必要价值、计划市场、消费列为专章，但对象和方法讲得比较乱。

       

     1986年8月31日，我在给卓老的信中告诉他：我校校长胡福明前天又找我第二次讨论商品经济问题。他问我两个问题：1、研究商品经济要从生产力出发，人们往往从生产关系出发来解释商品经济，找不到答案，这是问题得不到解决的症结。2、小商品经济与社会化商品经济有何区别。我按您的观点作了回答，并介绍了《光明日报》8月27日头版对您的观点的报道。看来他是搞哲学的，正在转向搞经济，想要搞出些新观点。他计划组织写一本“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概论”，要我参加。为此准备召开讨论会。他准备邀您来宁讲学，要我写信向你打个招呼。您若同意来，时间可能在11月或明年初。我想，这是为我们提供讲坛，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学派，没有讲坛和刊物，是很困难的。

    1986年9月8日，我在写给卓老的信中对他说：今天收到张立的来信，他想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一套卓炯学派丛书，这太好了！我已去信表示赞同、协助。我想，能否先出一本《评卓炯商品经济理论》，即把广州召开的关于您的商品经济理论研讨会上的论文精选出一部分，加上搜集一下近年来报刊上发表的关于您的思想的评价文章，集成一本书。此书一出，定会产生影响。其次，能否由您主编一本“商品经济理论知识”，可以在明年上半年出版。据我了解，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在到处寻找这种书，原因是中宣部通知全国要学习商品经济知识，而书店里没有售。我们编写的这本书出来，能够适应广泛需要。您要制定一个长期的出书计划，通过出版这一套丛书，来确立卓炯学派。

     1986年9月21日，我在写给卓老的信中对他说：关于请您来宁讲学的请柬已经发岀，请您作好来宁一周的 准备。关于编写《商品经济理论知识》，我正在拟定提纲，然后交您审定。努力写成一本适应当前需要的通俗读本，又贯彻您的商品经济思想。为此，我正在作些研究。我的副教授职称可在下个月解决，可能还要请我当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您不久前写的“三个不等式”的论文，请寄一份我学习。

     1986年10月7日，我在致卓老的信中对他说：与胡福明合写的关于商品经济的文章，初稿我已写出，约有1.7万字，由他修改。文章全面贯彻了您的思想，彻底批评了从所有制出发的研究思路，阐发了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共性的观点，企图确定一条新的思路，从社会分工出发来研究商品经济。该论文的中心思想是发挥您的中心论点：社会分工决定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性质，而所有制决定社会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我认为，从社会主义公有制内部硬性寻找商品性质，是一种新的庸俗经济学观点。在与胡的讨论中，我运用您的观点来影响胡的思路，他已初步接受。胡主张创新，有点批判精神，思想活跃。他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到了第三层次的突破。第一层次是突破中国的迷信；第二层次是突破斯大林理论与苏联体制；第三层次是突破马克思的过时观点，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以他邀请您来宁讲学是件好事。您可以敞开讲，大胆发表见解。

     写作中，我遵师嘱认真学习了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的有关论述，发现列宁的观点部分来自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的地租篇。另外，我引用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的较长的一段话，（第三卷第718页“产品之所以成为商品⋯⋯使它们互相成为市场。”我在文中指出了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的两点不足之处：1、第一卷第一章将企业内部分工（印度公社内部分工）混同于社会分工；2、没有区分主体分工与客体分工，因而断言共产主义将消灭社会分工，实行产品经济。

     我研究了一下最近在太原召开的“全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研讨会”的材料，发现主流派观点仍然是从所有制出发，还是斯大林观点占上风。我在文章中提出了批评。现在我更加明确地认识到社会分工是出发点，是政治经济学“范畴的范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础。价值规律也以社会分工为基础。可谓一通百通。

    1986年10月9日，我在致卓老的信中写道：“需要价值论”一文，河南“中州学刊”第六期发表，清样已见到。今接张立10月4日来信，该社已经研究同意出“卓烔学派丛书”，已经列出第一批选题，正在征求我的意见。我请张立11月中旬趁您在宁时来宁，到时我们四人可共商大计。张立说，路子是先出一本全面介绍您的观点的书，然后出专题，再出评论和应用方面的书。我的《新成本论》一书，9月22日发定稿，10月份开印。希望您为该书作的序能早日刊出。您的第三本论文集能否编岀？拟请云南社出。

    1986年10月9日，我在致卓老的信中写道：寄来大作“社会分工是一切商品经济的基础”已收到，一定认真拜读。我写的那篇一万七千字的论文，思路与您吻合，只是您讲得比我更透彻。所有权转移论实质上是从所有制出发，原因是斯大林把所有制归结为一个产品归属权问题，即法律概念。法律是上层建筑。由此可见，所有权转移论可溯源为唯心论。“经济学周报”报道了近期召开的“全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讨论会”关于商品经济存在原因的观点综述，总体上还是斯大林观点占上风。最好的只有韩志国，他提出“社会分工+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公式。看来，他将后者并列为一个条件，是错误的。可见韩并没有真正领会您的观点。除他以外，全部可以归为斯大林观点的变种。这次会上有人甚至讲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是道德或心理因素。可见他们滑得多远！由此可见，当前坚持社会分工论的斗争，实质上是唯心论与唯物论的斗争。暑假期间我运用您的观点写了一篇一万八千字的论文，题目是“试论我国农村由自然半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采用了大量统计资料。事实证明，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社会分工是一个基本过程。现在我体会到，我经过努力，能够领会您的思想的真谛，独立写作的文章能够与您的思路吻合，感到十分自豪。您的理论涉及到人类美好的共产共主义理想怎样实现。形势很好，卓炯学派必将崛起，实现一场彻底的理论革命。

    1986年11月7日，我在致卓老的信中对他说：我写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一文，是根据社会分工理论从事实出发所作的分析。在此文的写作过程中，我进一步体会到您的社会分工说的正确性和科学性。该文既是一篇独立的文章，又是我校编写的一本书“中国县域经济学”中的第四章。而且是重要的一章，我担任编委及统稿人之一，“县域经济”这个名字也是我起的。最近我完成一篇一万三千字的论文，题目为“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论三个理论不等式”，准备投稿北大的《经济科学》。

    1986年12月25日，我在致卓老的信中写道：关于您想请胡校长参加“万岁丛书”编委之事，今天我遇到胡校长，征求他的意见，他欣然同意，很乐意参加。他说他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今后也要研究商品经济。您这次来宁讲学很成功，达到了比预想更好的效果。胡校长对我说，卓老这次来宁讲学很成功，反映很好，讲的面很宽，十天共讲了七、八次，社会上反映很好，大家感到很满意。陈教育长说，卓老答记者问式的讲课，对我校的教改很有启发。糧经院牛院长说，卓老这次来我校讲学，反映很好，效果之好是空前的，欢迎再来。同时，对我也有所评价，南京大学的一些同志听过我的讲课后，议论说：李炳炎对卓老的思想可以说是吃透了，讲得很精彩，与卓老配合得很好。省“资本论”研究会的同志要求我把卓老的观点归纳起来讲一下，我归纳说：在所有制问题上，卓老反对企业所有制、资产经营责任制，肯定股份制是一种集资的好形式，主张搞国有制。11月28日“新华日报”报道了您来宁讲学的盛况。这是我写的我校的报道。

     1986年12月29日，我在致卓老的信中写道：“社会主义新理论读本”一书全书书稿，到今天已经全部完成，并整理包装好了，马上邮寄给您。我准备立即着手“体系”书稿的写作。此读本书稿的写作，是一次对您的思想的系统学习和领悟，感到收获很大。此书稿的写作，一是贯彻了您的社会分工说，二是运用了一般与特殊的方法论，三是较多地联系了实际，四是形式通俗、语言生动活泼，基本上达到了通俗化的要求，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让这本小册子作为向您八十寿辰的生日献礼吧！

     1987年1月9日，我在写给卓老的信中写道：最近，我在讲授《资本论》第三卷备课时发现，马克思有两段论述，可以驳倒斯大林关于商品的性质是所有权转移的论点。可见《资本论》第三卷第393页，“就通常的出售来说，⋯⋯是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第394页第8行：“就简单的商品……一个以货币形式存在。”这是马克思分析资本商品流通与一般商品流通对照时所讲的，很集中。可见，所谓“所有权转移”是把商品看作单纯的使用价值（即产品），而否定商品的两因素。这是典型的产品经济论。

     1987年1月15日，我在致卓老的信中告诉他：报告您一个好消息，我的副教授职称已批下来了，今天校领导亲自通知了我。这次我校算是把我拔了尖，这将有利于我开展教学与研究活动。这归功于您的教诲与培养。这也说明，学生我五年来，没有辜负老师您的培养和期望。您听了这个消息，想必一定很高兴。我将牢记您的教诲，更加谦虚谨慎，争取更大成绩。下一步，我计划通过在职申请博士学位。希望您能为我推荐一位合适的导师。

     1987年1月29 日，我在致卓老的信中向他报告：我十分高兴地向您报告一个特大喜讯，我的《新成本论》已经出来了，张立给我寄来了样书，全书28.4万字，印了精装本和平装本两个版本，第一次印了8000册平装本，2000册精装本，封面进行了精心设计，还在封底上了我的照片和简介。该书已经运去北京参加一个盛大的书展，张立跟去北京，他要去看该书在书展上的反应。

     我几年来的心血总算没有白费，实现了社会价值。这里面包着老师您的辛勤劳动和对我的一片诚心，谨向您表示衷心感谢和诚挚的敬意。沿着w=c+（v+m）公式的思路，我正在专心写作新著“需要价值理论”，把(v+m)叫做“需要价值”，用n表示，把公有生产资料称为“社本”，把新创造的价值称为“需要价值”，把用社本生产需要价值的劳动叫做“自主联合劳动”。从而确立了需要价值理论的基本范畴。我仍想请您为这本新书作序，因为这本书是“新成本论”的扩展。我认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可能只有两个，一个是w=（c+v)+m，另一个是w=c+(v+m)。前者是您的体系，后者是我的体系。

    1987年元月3日，我在致卓老的信中对他说：感谢老师对我的培养和教诲，在我毕业离校时，我俩相约为建立卓炯学派而努力。建立卓炯学派是我多年的心愿，现在已经有所进展。出版社解决了，丛书的编写和出版正在进行。但困难还不少，我正在作各种努力。

    1987年4月15日，我在致卓老的信中说：“社会分工制度”这个题目，我是根据《资本论》第三卷第97页上的那一段话马克思的提法，素材就是上次寄给您的400多张卡片，都是从马恩列全集中摘录的关于社会分工问题的论述。遵嘱将写成一本“社会分工论”专著，张立已经将它列入商品经济研究丛书出版计划。大著“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装帧，比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的一论美观得多，而且第一次就印了7000册，影响会更大，一论只印2000 册。这部书是第二本卓炯学派的原著，我当认真学习、领会。特向卓老师表示衷心祝贺。我以不能在您身边协助您工作而时时于心不安。您那样高龄还事事亲手动笔。《新成本论》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理论读本》将于四月底同时出版。＂

    1987年4月27 日，我在致卓老的信中说：最近我在阅读中发现，“需要”是马克思著作中的重要范畴，“商品经济一般”成立必须要有社会分工和社会需要两个支点，这两者决定了交换过程。马恩全集第46卷上册第38页上写道：“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第46卷下册第20页上讲“需要体系”和“劳动体系”。我们可以用马克思的需要理论来作论证。当否？请教正。

     1987年5月29日，我在致卓老的信中向卓老报告说：我十分高兴地向您报告一个特大喜讯：我的《新成本论》已经出版了，张立寄了样书给我。共印了两个版本， 精装2000册，平装本8000册，共10000冊，封面进行了精心设计，封底刊登了作者简介，还上了作者照片。该书已运去北京参加一个盛大的书展，张立跟随去北京，专门去观察该书与读者见面情况。这也是他的作品，他花了不少心思。我几年来的心血，总算沒有白费，实现了社会价值。这里面也包含着老师您的辛勤劳动和对我的一片诚意，谨向您表示衷心感谢和诚挚的敬意。现在我正沿着w=c+(v+m)公式的思路前进，写作新著“需要价值理论”。我把(v+m)叫作需要价值，用n表示。把公有生产资料叫作“社本”，用c表示。商品价值等于社本价值加需要价值，用公式表示，即w=c+(v+m）。这本书的序，我仍然想请您作，因为它是“新成本论”的扩展和完善。我认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可能只有两个，一个是w=（c+v）+m，一个是w=c+（v+m）。前者是您的体系，后者是我的体系。

      1987年6月5日，我在致卓老的信中向他报告：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向您报告：《新成本论》大获成功！张立带去参加北京书展的书，被一抢而空。他把书送给了国务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田源同志，他看了后给予高度评价：1、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改革的理论；2、自成体系；3、完全可以㧱到东殴社会主义国家去交流。还送书给于光远等著名学者。《新成本论》已经寄给您了。

    1987年6月15日，我在致卓老的信中说：衷心感谢您进一步支持、鼓励我创作“需要价值理论”这部著作，我把它作为一项事业来干。我的事业有两项，一项是宣传、评价您的学说，确立您的理论地位，并把您的学说转化为群众的思想；第二项是发挥您的某些思想，运用您的方法建立自己的一些理论。现在已有“新成本论”和“需要价值理论”，还准备写“社会分工论”。所以，我特别需要您的指导。

   我反复对张立说，你们出版社下一步要抓紧出“卓炯自选集”和“三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每本出一万册。因为这两部著作是卓炯学派的原著。所以，请您作好准备。

    张立说，他这一次去北京，走访了于光远等人，专门走访了国务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田源同志。田源对《新成本论》作了三点评价：1、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这说明不一定要到西方去寻找改革理论，我们自己就可以创造改革理论；2、已经自成体系；3、这样的著作完全可以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交流。张立听了十分高兴。他见到5月27日北京社科书展上，我们的书十分畅销，一天销出100本，感到很高兴。

    有一个重要信息，上海雍文远获奖后，大肆攻击卓老的观点，宣传他的产品经济论。这说明理论斗争的任务十分繁重。又及，最近我在“经济问题”期刊今年第五期发表了“公共必要价值”，引述了您的文章，确立了您在1961年早就提出这个观点的地位。

    从上述引述可见，卓老于1987年6月24日突然逝世，我于6月15日写给他最后一封信，他于6月19日给我回了最后一封信，离逝世仅四天。他完全是在为事业拼搏中倒下的一位巨匠，值得人们永远纪念。因此，我十分赞同和支持广东经济学会举办“卓炯论坛”，每年一次，连续办下去。

    卓老对我的指导和教诲，回顾一下主要有如下一些：

1、我们研究学问的目的是为了追求真理，不要考虑个人得失和利益关系；

2、要不断探索，持之以恒，长期坐冷板凳，拒绝名利和官位的诱惑；

3、遇到困难和挫折，要不屈不饶地坚持斗争，永不退缩，直到胜利；4、要敢于与错误思想和行动作斗争，坚持真理，宏扬正气；

5、要尊重帅长和真正的学问家，谦心向他们学习，因为只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站得更高；

6、取得成绩后切勿骄傲自满，要谦虚谨慎一辈子。

 

     纪念缅怀卓炯导师，我将永远铭记他的教诲。

        

 

 

 

作者简介：李炳炎(1945-），江苏无锡人，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特岗教授，中央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原院长，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顾问，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发表论文五百余篇，出版著作二十余部，卓炯的研究生和学术助手，卓炯学派的继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