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米修斯的微笑——卓炯启示录》

此纪录片由珠江电影制片集团公司2008年拍摄出品

撰稿人：于 力

纪录片解说词

普罗米修斯的微笑——卓炯启示录

三十度春花开，三十度秋实红。改革开放三十年，春的烂漫和夏的热烈仿 佛把龙的国度当成了故乡，在这片辽阔的热土上常驻不移了。 一位老资格的西方的经济学家撰文称颂，认定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经济改革。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累累硕果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理论工作 者大胆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框，有胆识、有魄力提出新的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如同在战争年代，无数先烈用身躯铺就了胜利之路一 样，理论家们也用自己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开拓出新的理论体系，为这场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崭新的思想与崭新的观念，如崇山峻岭般雄峙，如江河湖海般横溢。在黄 山黄河般的思想大海里， 一座岩石般的雕像脱颖而出。他，就是在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史上作出了卓越贡献的经济学家卓炯先生。

卓炯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先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首创者，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是思想解放的光辉典范。

早在1961 年，卓炯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消灭市场，而是要发展有计划的市场”。卓炯不但以共产党人的大无畏精神对一系列重大经济问题提出了实事求是的独到见解，而且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远见卓识做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论证。

但是，他的新观点、新理论在极“左”思潮盛气凌人的年代被视为大逆不道，长期以来屡遭批判。卓炯的遭遇酷似希腊神话里的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为人间从天上盗来火种，却被宙斯神用铁链禁锢在高加索的荒山上，永生永世受饿鹰啄食肝脏的折磨。

在“四人帮”黑云压城的年代，卓炯为了探究真理不屈不挠，不惜以自己 的政治前途乃至生命为代价来坚持真理。在批判中他不但不低头，反而把自己的学说发展为完备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体系。

在不同历史时期卓炯有不同的理论贡献。1979年，他又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把计划经济体制——卓炯称之为“产品经济”体制——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他的著作在20世纪80年代后结集出版的包括《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三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政治经济学新探》《<资 本论>体系与社会主义经济》《卓炯自选集》等。其中《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一书1998 年被经济界评为建国以来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最大的十本经济学著作之一。

卓炯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方面的创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也是开创性的。他的理论贡献可以归纳为六大方面：

一是率先提出了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

二是提出了商品经济的社会分工决定论，即商品经济“万岁”论；

三是提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具有共性的“扩大商品经济”论；

四是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以劳动为核心的价值规律体系论；

五是开创性地运用商品经济辩证法，建立了以“商品经济一般与特殊”为范式的商品经济范畴体系：

六是提出了公共必要价值论即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剩余价值论。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到他去世的整整30年间，卓炯为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体系，付出了常人难以想像的艰辛，战胜了种种困难和阻力，取得了创造性的理论成果。尽管曾遭到种种磨难，但他始终坚持真理不退缩，坚持自己的学术主张不退却，充分显示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坚持真理的宝贵学术品格。

正是这种对真理的执著追求，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卓炯对自己创立的商品经济理论不断进行丰富和完善。就在他去世前的几年，卓炯仍然运用他的理论来研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方向、内容等重大问题，并借鉴《资本论》的体系，试图改造现行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理论体系，建立以商品经济学为基本内容的新体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终于成为当代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学派，被党和政府的决策所采纳，成为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成果。卓炯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创新成果，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经过了实践的检验，越来越显现出巨大的生命力。

2008年1 月24日，是卓炯诞辰100周年，理论界展开了隆重的系列纪念活动。人们忍不住思索：这位理论先驱是怎样在崎岖的道路上勇往直前地走过来的呢?

一个世纪前，卓炯诞生在湖南慈利县一个贫苦矿工的家庭。从刚刚懂事起，他便看到父辈在世界最黑暗的矿洞里承受着人间最深的苦难，幼小的心灵自幼埋下了探索真理、寻找强国富民出路的种子。

父亲为了改变命运勒紧裤带供卓炯读书。十岁那一年，卓炯终于上了小学。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父母亲的血汗与泪水滋润了他的才智，1935年他毕业于中山大学社会系，获社会学学士学位，次年在广东书海学院研究生肄业。

求学路上他接触了知识，更接触了真理。在中大卓炯结识了《资本论》的第一  个中文译者王亚南。志同道合的情怀让卓炯和王亚南成了莫逆之交。卓炯反复精读了《资本论》,几乎把全书背了下来。他和孙大光等著名的共产党人密 切来往，1938年写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1939年，他在韶关河西由老共产党员、革命老干部张凤楼介绍，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

1941-1946年卓炯在中山大学任教，1946年任泰国曼谷南洋中学校长，兼中共党支部书记。解放战争年代，他率队回云南打游击，任某部政治部领导成员。解放后，他回到红棉花盛开的广州，历任南方大学华侨学院副主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学习室副主任、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卓炯本来是学社会学的，在革命斗争中却成了卓越的经济学家。是建国以来经济建设上的诸多困扰和老百姓生活中种种问题逼他自觉思索，把他逼上了经济研究的第一线。

他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致力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研究。卓炯下到德庆等地挂职搞农村调查，目睹共产风猖獗的恶果和农贸市场一抓就灵的现实，他不唯书、不唯上，坚持唯实唯物。伟大的怀疑产生伟大的哲学，他以  极大的理论勇气对斯大林的产品经济论和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论  述提出异议，突破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禁区，旗帜鲜明地提出：社会分工决定产品的商品性质，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商品的社会性质和特点。他根据这个中心思想得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科学结论。

发现真理、坚守真理并不是轻松的事。天才总是被深埋在人海之下而不是人海之中。天才是严肃的，而命运却总是绝无半点严肃地戏弄天才。当命运  赐予你一份天才，它就要搭配几倍、甚至几百倍于赐予你的苦难，让你去拥抱坎坷与悲壮。不是吗？普罗米修斯受刑并不全是神话传说，布鲁诺被在火刑柱 上烧死，张志新像一朵被揉碎的红蕾，而音乐大师弥尔顿、贝多芬和帕格尼尼一个成了瞎子， 一个成了聋子， 一个成了哑巴，这些难道不就是印证吗?

在“左”的年代，无理走遍天下，有理寸步难行。卓炯在“牛棚”里度过了漫长岁月，妻子也受牵连，失掉了工作以致精神错乱，最后他们连付给精神病院的医药费都拿不出。孩子们也历尽坎坷。卓炯自己也绝望过，他很想安乐死。

但想到他为之付出了一切的真理探索还没有结果，又咬牙坚持了下来。卓炯全家被迫搬到低矮的小屋里，他把一块洗衣板放在膝盖上聚精会神写作重要论文。他鼓励孩子们说：“要做环境的主人，而不能做环境的奴隶。”

暨南大学黄德鸿教授说：“在极‘左’路线影响下，理论界也出过风派人 物。东风刮来唱东调，西风吹来唱西腔。”但是，卓炯只服从真理，在逆境中他批而不倒，压而不垮，拒不检讨，深信不疑并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观点。”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尺度。”卓炯在1961年11月18日写的这句话，1978年成了思想解放的武器。

卓炯的理论在实践中越来越得到经济学界的广泛认同。经济学泰斗于光 远言简意赅地概括说：“卓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行者”。另一位诗人写道：正是因为有卓炯这样的硬骨头，才挽救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荣誉。

北京理论界对卓炯评价极高。包括刘国光在内的许多理论家指出：卓炯 同志1961年冒着政治风险提出‘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新观点，从那以来 他一直坚持并系统深入地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为发展经济科学、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卓炯被誉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先驱’,我们完全赞同这样的评价。今天，我们纪念卓炯、缅怀卓炯， 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为继续推进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振兴中华，提供有力的新的理论支撑。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原总编辑赵振英是这样评述卓炯的：卓炯先生不同  凡响，堪称经济学大家。他的理论独树一帜、独辟蹊径、见解独到、自成学派，

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先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放在历史发展的自然过程中，用唯物辩证法深刻、全面、透彻地揭示了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联系与区别、 一致性与变异性、共同本质与特殊本质，探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源和特殊规律，提出了一系列有科学价值的新观点、新见解和新结论。这是对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超越”和“延伸”。他的生产形式范畴是中性的见解，社会分工是市场经济根源的见解，他论证的“社本”范畴、公共必要价值范畴等等，都是发前人之未 发的真知灼见，已获得经济学界的广泛认同，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  革提供了舆论先导、理论支撑和精神力量。卓炯学说从客观经济实践抽象出 来，它贴近经济生活“原生态”,有唯实唯真的特点，又完善地与《资本论》对 接，激活了马克思的理论，注入了新时代“灵光”。对卓炯学说应加强研究和宣传，弘扬这笔珍贵遗产。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梁桂全认为，卓炯用不可辩驳的理论逻辑论证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统一性，破解了东西方经济学界一直困惑的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哥德巴赫猜想”; 卓炯认为，计划经济必须建立在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计划和市场的统一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性； 他洞穿了过去经济体制的根本问题不在于中央管得过宽过死，而在于这个体制是根据产品经济的要求、而不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 所建立的，因 此 ，改革的方向和中心问题在于把产品经济体制改造成商品经济体制。卓炯进一步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是中国最基本的发展战略。

广东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宋子和教授说：“卓炯是我国第一个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学者。这是我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董辅初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看法，我认为他的这一看法是符合事实的。……卓炯是彻底的、坚定不移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者。”

一切都会过去，只有真理留下，真理是时间的女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特别是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卓炯的理论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得到理论界的高度评价。这时的卓炯，已经是年近八十岁的老人，皱纹在他额头上增加，在他心头上却退却了。他活跃在改革开放的理论舞台上，成为理论高地上一棵常青的智慧树。

虽然已经春暖花开，卓炯理论一度依然处在被争议状态。广东省委的老领导任仲夷、林若挺身而出支持他，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把他请到三级干部会议上向全省的县委书记们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宣讲。他的声音被县委书记们带到了南粤大地的山山水水，催发了黄金海岸的春华秋实。

当年广东省委书记林若的秘书、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利文说：“许多人并不是看不到问题的症结，而是不敢提出来。理论勇气需要有理论功底和对社会的洞察力，更需要无私无畏的对社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就是卓炯先生的过人之处，是他值得尊敬之所在。”

缺少敢为天下先的洞察力与理论勇气，不仅是我们理论界的弊病，而且是我们全民族的劣根性。由于封建统治者几千年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统驭术的误导，由于儒家文化消极因素的制约，我们民族近代以来创造力日渐萎缩，学术舞台上官场文化污染严重，官本位取代学术本位根深蒂固，长期以来习惯于说官话、打官腔、写官样文章，唯书、唯上、唯风的潜规则积习难改。晚清的维新人士郭嵩焘在日记中浩叹：“流风所染，延及数千年，而无能改易。”

数千年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直到改革开放的今日也未能彻底改变。面对这种历史积淀，卓炯的品格就尤其值得我们珍惜。

他流淌在血液里、渗透在神经中最本质的内涵是什么?这是我们纪念逝者必须认真思考的。卓炯品格引我们回到生命的原点，思考一个老问题： 一个共产党人、 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该具备怎样的思考力?

卓炯最突出的一点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做武器，对事物进行独立思考。

他善于使用自己的眼睛，通过自己的大脑来明辨真理与谬误。卓炯捍卫的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结论，他捍卫的还有更丰厚、更 根本性的内涵，这就是捍卫独立思考的权力，捍卫灵魂独立的权力，捍卫思想 自由的权力。毛泽东称赞鲁迅是独立不依的大树，坚守独立思考的品格是成为这样一棵大树的前提。

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

一个政党、 一个群体，乃至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思想涣散捏不成一个拳头，是绝对形不成战斗力的。党要求党员在思想上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持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这与独立思考是否不相容哪?

否!本片认为，二者是辩证统一的，二者的同一，是个体党员在经过了自己独  立思考之后的统一。我们说的独立思考，绝非没有立场、没有标准、没有目标  的思想涣散。我们的立场是共产党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我们的标准是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的目标是建立起科学发展观，找到强国富民的真理之路。 一个群体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思想共识，才是经得起风吹浪打的真正的战斗群体。

卓炯在这方面是出色的表率：他实现了独立思考与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统一。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把党的决议和精神与面临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因为做到了这一步，卓炯就从必然王国进入了自由王国，实现了思想的飞升和灵魂的升华。 一个人能做到这一步，才谈得上思想的真正解放。如果我们的党员和干部都能做到这一步，我们的开放改革必将呈现全新的局面。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大幕前，卓炯以一个共产党人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以一个经济学者的缜密分析，为党、为国家、为民族奉献了一份远见和清醒。他仿佛龙舟宝船桅杆上的远眺者，不断报告着前方的消息。这位激情澎湃而胸  怀忧患的学者，如同凭借星光追寻航道的水手， 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襟 怀和时代兴衰有史可鉴的抱负让他位卑未敢忘忧国。他和他的同道中人超越自身的领域，成为民族素质巨变的醒目符号，标定在当代中国思想者的星图上 。

卓炯的经历说明， 一个走向和谐的社会需要博学质朴、公正客观的知识分子， 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度需要宽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襟， 一个从饱受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民族需要深刻的清醒和卓越的睿智。

拿破仑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 一种是剑， 一种是思想。而思想最终总是战胜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正直的理论家也苦尽甘来。 一个风雨交加的台风之夜，许隆等老朋友聚集在卓炯身边，帮卓炯写成了妻子郭倩霞因为他而受牵连的报告，郭倩霞受到的历史不公正终于得到了妥善解决。屡遭困厄的卓炯，被选为优秀共产党员、特等劳模和党的十三大代表。与普罗米修斯的结局大相径庭，我们的普罗米修斯是用微笑来演绎人生的最后一幕的。

令人惋惜的是，卓炯未及出席党的十三大。1987年6月24日，他带着壮志未酬的激烈情怀，悄然离开了他魂牵梦萦的人生舞台。

卓炯给我们留下了山岳般的丰厚遗产。这里不但有学术遗产，更有人格 遗产。作为理论家，卓炯让人真实而深切地感受到人格的厚重，触摸到思想的力量。

卓炯的理论、卓炯的人品在人们的口碑中广为传诵。他以生命为代价坚持真理的做人原则，他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的学术风范，他勤奋刻苦、 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他胸怀坦荡、谦和宽厚的襟怀气度，他甘为人梯、提携后进的热忱无私，都成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这是他与年轻人通信的一部分手稿，不论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不论是内行的还是外行的，也不分工厂的还是商场的，更不论是来自遥远的北国还 是广袤的大草原，只要在学术上有求，在思考中有疑，他有求必应，有问必答， 必定亲自回信。他指导过的经济学界新秀李炳炎、李江帆等在前进路上也曾面对压力，因论文触及敏感问题，论文学位有通不过的危险。卓炯旗帜鲜明地支持他们，告诉他们就是论文和学位通不过也要坚持真理。卓炯的研究生和学术助手李炳炎写给他近百封书信，他回给李炳炎的书信竟多达一百五六十封，有时一个礼拜就写三封，字里行间渗透着老一辈对新一代的殷殷期望。他  的循循善诱既一针见血，又朴实无华，让人想起“像真理一样朴素”的警句。李炳炎、李江帆等新一代学人后来均成为经济学界理论创新的佼佼者。

李炳炎的《社本论》、李江帆的《第三产业经济学》都是在卓炯等前辈的辅导和启发下完成的。卓炯帮助过的年轻人后来有的成为金融界有影响的人物，有的成了企业家，当然更有许多默默无闻的普通人。

他对同志极端负责，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管面临怎样的压力，卓炯绝不伤及他人。而他对批判过自己的人则宽宏大度，从不计较。他没有个人的敌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激烈批判过他的人最后也盛赞他的为人。为了给当年 在云南省一起打游击的战友落实政策，他在七十几岁的高龄拖着病躯四处奔波，这在当年的战友中传为美谈。

他物质生活上廉洁奉公，自律极严。他对同志体贴入微，出差时生怕年轻人营养不良而四处找奶粉；偶然得了些微的稿费，还不忘帮老战友添被褥御寒。谈起他来，大家总是心潮如瀑，奔腾难抑。

  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站在历史老人的肩膀上回首往事，人们觉得卓炯没有离开，他谢幕的仅仅是写字台和讲坛，而绝非生命。

他还在和我们一起探索，登上一重又一重真理的崇山峻岭：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

1978年以来，我国思想解放运动经历了三次高潮：第一次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其结果是改变了中国；第二次是小平同志南巡后带来的思想冲击，其结果是发展了中国；第三次是党的十七大，其结果是建立科学发展观，在更深的领域改变中国。当前，改革开放正值三十年，现代化建 设又站在了新的起点上。中国正面对新的全球博弈和新的国际竞争，人类文明的发展也面对新的课题和新的挑战。中国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科学发展观，为人类文明的历史写下新的篇章？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崭新课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号召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这是深有远见的。我们在新一轮的思想解放的热潮中纪念卓炯先生有巨大的现实意义。让我们学习他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敢于创新、敢于探索真理的大无畏精神，在探究真理之路上永不停息，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