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卓炯100周年诞辰之际，重温前辈论著，我为卓老《三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书末那个符号而陷入久久的沉思中！！！

那个符号不是通常许多书末尾的“。”，而是“……”。“……”不过是文法上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省略号，但却寓示着卓老未竞的探索与追求。它同时是留给后人去继续，去思考，去完成的一个标符。卓老书末，也即“试论生产力因素和生产力组合问题”这篇来不及写完的论文的省略号，可谓编者匠心独具。具有“省略美”。

研究卓炯思想的学者大抵都知道卓炯经济理论的最大特色是其商品经济的社会劳动分工决定论，专论生产力的著述甚少，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从而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却是贯穿他整个商品经济思想体系始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他商品经济理论的主线，也是他“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理论模式的直接思想来源。他在评论有关商品经济两原因（即社会分工和所有制）共同决定论时公开亮明自己的观点：商品经济产生的原因从所有制中是找不出的，而“应该从生产力去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也可以说是社会分工决定了商品交换，……。”[①]他有一句经典性话语：“只要有社会分工存在，产品就要进入交换过程，就要成为商品。”[②]社会分工是一切商品经济的基础，“基础”体现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方面，包括社会分工与商品生产、社会分工与等价交换、社会分工与劳动分配、社会分工与满足需要、社会分工与劳动力价值等。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否认或忽视生产关系、所有制对商品经济的意义与作用，并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一般与特殊的思想方法使生产力与生产的辩证关系深刻地体现、融会到商品经济范畴中。价值增殖“是发达商品流通所共有的现象，社会主义也是一种发达的商品流通，所以必然要有价值增殖。”[③]按理说，商品经济一般是由社会分工决定的，那么，商品经济的特殊则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相联系。[④]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形式决定具体的商品经济形态。而且明确指出“作为一般劳动过程，商品经济只是一个社会分工的问题，作为社会经济形式，它才是生产关系的问题。”[⑤]在卓老看来，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也就是生产力的范畴。[⑥] “生产关系是建立在生产力这个基础之上的。”显然，卓老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式是马克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的逻辑推演。由于卓老牢牢掌握了马克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之一思想利器，加上他的深入研究，所以他底气十足，敢于始终坚持商品经济的社会分工决定论。他在《计划的商品经济与住宅商品化问题》一文中理直气壮地说：“有些同志问，为什么在1961年的时候我就提出了计划商品经济的问题？这是因为我相信社会分工，因为我们社会主义还是存在社会分工的。既然有社会分工，就一定要搞商品经济。”[⑦]也正因为他要坚持商品经济的社会分工决定论，社会分工背后的生产力发展及其理论研究也就成为了他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理论模式的另一个逻辑推演。

卓老关于生产力的思想光点，主要发生在生产力的组合发展观上，而他生产力组合发展思想又是以生产力构成要素的分析为前提的。他运用层次分析法使影响生产力的诸多因素系统化，形成他的生产力因素层次结构。他不主张生产力三要素论，善意地指出了一些人在多要素层次上的混乱，并从生产力二因素论出发构建起了生产力因素的五层次结构：第一层次也就是生产力范畴；第二层次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二因素；第三层次是在劳动力中析出直接劳动者、管理劳动者、科技劳动者、教育劳动者，在生产资料中析出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第四层次是从劳动对象中析出原材料、能源、信息，从劳动资料中析出劳动工具和基础设施；第五层次是从原材料中析出基本材料、辅助材料，在能源中析出燃料、动力，在信息中析出科技信息、管理信息、市场信息，在基础设施中析出物资流通设施、能源传输设施、信息传递设施、空间设施，在劳动工具中析出加工工具、动力工具、移动工具、容器工具等。[⑧]生产力因素在这种系统的层次结构中，显得“优雅”自然，有条不紊，各就其位，各得其所。卓老生产力理论的最大一个特点是与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式紧紧地连贯在一起。他说，“社会分工的形成是商品经济的起点”，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的历史命运；同时指出，社会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原因之一，又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⑨]在他对社会分工的历史考察，尤其是三次社会分工理论阐述中，他始终如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最基本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社会分工的进步[⑩],社会分工作为生产力范畴决定商品经济。通过理论推导，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关系和交换关系等）转化为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他说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体系虽然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主要任务，但从来没有离开生产力而空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甚至每一个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都是以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也就是生产力的范畴)为基础的。第三个观点是生产力的组合发展。对卓老生产力思想中没完成的部分，该是些什么内容，展现的是什么观点，我们无法具体化，但我想，按他的理论素养、求真品格和缜密的逻辑思维，他肯定不会是泛泛而谈生产力理论体系建构什么的，而可能是会联系商品经济发展来谈生产力的要素结构和组合发展问题，也就是按生产力要素的组合发展规律与趋势来讨论商品经济的发展规律。

卓老没有泛泛而谈生产力发展理论，而重点研究生产力的要素结构与发展问题。在这篇难得的《试论生产力因素和生产力组合问题》论文中，卓老原打算是分两部分来写，第一部分是关于生产力因素的构成，第二部分是生产力组合的发展。结果是第一部分概括形成了，但第二部分却只开了个头，写了生产力组合发展的第一个层次，即简单协作，后面的层次因突然病故而没来得及写。后人在整理卓炯文献时交代说，“这篇论文（即《试论生产力因素和生产力组合问题》）是卓炯生前最后一篇文章，没有写完，文稿到此中断。写作时间是1987年6月21日。----李炳炎注。”没有完成的部分，令人遗憾。但从生产力决定社会分工，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路向又需回到生产力发展中寻找，这思想脉络是清晰的，所以这种遗憾，这种永远永远的“残缺”，体现出一种“残缺美”的精神。

一个省略号给予我们的启示与思考可以是许多许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生产劳动者、生产资料正随着现代科技进步的作用而快速更新换代，生产要素的细分为生产力的新组合或动态组合提供了可能；生产力的组合发展又进一步决定劳动社会分工和生产力重组，决定当代中国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组合发展。我把这一省略号解读为：“生产力组合：卓炯商品经济理论的一个‘留言’”。这一“省略号式留言”给予我们今天最大的理论启示是：当今中国必须深入研究生产力组合发展规律决定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组合发展。

卓炯后的我国生产力理论研究一度极其繁荣，近些年来似乎没有其他领域理论话题那么热闹，却也没有因种种新论潮涌和热烈出场而终止或被遮蔽，而是继续着它向纵深探索的学术使命前行，但也确实在悄然地发生一些变化与某种转向。进入21世纪以来有关生产力“二要素论”与“三要素论”的争鸣已趋平缓，“多要素论”、“广义要素论”成为新锐；许多原先不为人们注意的因素随着其在生产、生产力发展中的现实作用凸现而被挂上“**生产力”的标签而挤进“生产力家族”中。传统的生产力理论，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固然有“征服自然、改造客观世界”的勇气精神和调动主观能动性的一面，但也确实存在有忽视客观规律、忽视生态约束、忽视环境承载力、忽视与社会协调、忽视生产与消费辩证关系的短视和浅陋。一些研究成果事实上早已意识到这一点，并反映出这一点，也作出许多理论纠偏和回到客观规律中去的回应。尤为值得称道的是那些有创新性，有思想性，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有学术价值的精品。但另一方面，文献中一些成果却又有矫枉过正或给人一种走向另一个极端之嫌。极端之一是把生产力范畴扯得过宽，拉得太远，大大超出了生产力理论的学科界定或理论范式所能承载的范围，甚至是漫无边际了。比如说，一些学者基于生产力的广义化理解，公然提出“（社会）关系也是生产力”，[11]还有诸如市场、制度、组织、管理、宣传、思想政治工作、生态、环保等“也是生产力”的观点，这些“标新”在一定意义上开拓了人们的研究视野，但毕竟其中一些只是一种对生产力发展有所影响但并非主要的非关键性的因素，硬是“偷梁换柱”，“偷换概念”使其变通为生产力要素，是不利于新时期生产力组合发展的。对于那些本质上属于生产关系范畴，有的甚至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所谓要素，硬将其鱼龙混杂于生产力范畴中，就更不利于生产力组合发展了。生产力是社会生产能力的有机集合，制度、宣传等非物质要素显然很难糅合其间，成为学术范式下生产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偏向，不但对全球一体化背景下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无益，无益于新时期生产力组合理论在批判缪误、反思过去、扬弃传统中创新和建树，反而有碍生产力的发展，甚至禁闭国际互联网背景下的生产力组合决定商品（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空间。生产力组合发展趋势势必对社会分工的分化重组，从而对商品（市场）经济产生根本性的或关键性的作用。

世界生产力发展浩浩荡荡，与时俱进。近几年来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尤其是国际互联网技术的商业化和社会化推进，世界生产力出现前所未有的“百舸争流、千帆竞发”新时期。借助于强性能、高速度、大容量的信息网络技术优势，发达国家将其先进的生产力快速传递到世界各国，新兴工业化国家跳出传统的技术产业演进套路，果敢跟进，接受新信息技术的挑战与机遇，选择和实施跨越式技术产业发展战略，信息化与工业化并举，取得大幅度提高本国生产力发展的效果，也大大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一些学者把握世界生产力浩浩荡荡发展的大趋势，将信息网络互联技术嫁接到生产力理论与现代产业技术进步的结合中，在一些结合点和可触及的领域上提炼生产力理论的新发展。有的学者意识到国际互联网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系统的重大价值意义，按“环境--结构--行为--绩效”的理论范式对生产力理论体系进行重构。网络环境下的生产力发展，归结起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产力系统内的发展，一是对系统外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所有这些都极大地凸显了生产力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学术生命和发展空间。沿着生产力发展决定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发展的逻辑，我们进一步推导：国际互联网条件下的生产力发展决定网络社会分工与当代商品（市场）经济的新发展。比如国际互联网条件下的电子商务迅速发展就是一个明证。又比如全球经济技术一体化背景下，世界范围的企业资产市场，如企业购并纵深发展，范围上大大超出了传统的意义与范围，迅速扩展到信息行业、金融业、制造业、商业、汽车业、零售业、房地产业、钢铁业、交通运输业、医药业等等，被称为世界第五次企业大购并。目前，世界第五次企业并购浪潮还在继续，是一个很有内涵和特色的浪潮。世界范围的企业资产市场与企业并购现象，本质上是以企业资产或股权为特殊商品的，网络互联条件下的扩大商品经济发展。它是国际互联网条件下生产力新发展决定社会分工的分化与重组的结果。这也同时要求我们深入实际研究探讨国际互联网条件下的社会分工变化与商品（市场）经济发展新特点。

夯实理论基础，以创新推动商品（市场）经济理论发展。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在为卓炯《<资本论>体系与社会主义经济----扩大商品经济论》一书作序时毫不犹豫地说，“卓老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史上，同孙冶方同志一样，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功不可没。经济理论是在发展的，从后人看来，从今后发展了的经济理论看来，卓老的理论会有不完善的地方。但可以肯定，没有包括卓老在内的前任奠定的基础，日后高耸入云的理论大厦是无从建立的。”卓老理论在中国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理论构建中的先声和基础地位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另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他理论体系在非常时刻的艰辛中形成及其背后的勇气与精神。在当时，在众多将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画等号或“总是在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形式中去找寻商品经济的具体原因”的背景下，理性运用一般与特殊的方法剥离出商品经济生产的一般劳动过程与社会经济形式二重原因，没有勇气与精神断断不可能。所谓“理论诚可贵，精神价更高。”此刻学习卓老关于商品（市场）经济发展与生产力要素结构、生产力组合的关系，顿悟理论之树常青这句话的意蕴。常青的是思想，是探索求真的精神。这也是其理论生命力之最根本所在。

参考文献

[1]卓炯.三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2]卓炯.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

[3]卓炯.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

[4]卓炯.《资本论》体系与社会主义经济----扩大商品经济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作者简介  郑英隆，广东商学院法治与经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信息产业经济及其他经济领域研究。电子邮箱E-mail:zhengyl333@yahoo.com.cn;zhengyl3@21cn.com。